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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污千年的宋代皇后刘娥:有吕、武之才,无吕、武之恶

时间:2019-11-23 6:11:25   作者:淘乐网   来源:cnxc114   阅读:3000   评论:0
内容摘要:  读历史有个问题值得探讨:为什么有武则天的先例,中国历史上却再也出不了女皇帝?  常见的解释是,女人窃权,就像牝鸡司晨,必定乱政,武则天之后,整个社会已经不能容忍女皇帝的出现。没有女皇帝,是王朝之幸,天下之幸。  这种...
  读历史有个问题值得探讨:为什么有武则天的先例,中国历史上却再也出不了女皇帝?
  常见的解释是,女人窃权,就像牝鸡司晨,必定乱政,武则天之后,整个社会已经不能容忍女皇帝的出现。没有女皇帝,是王朝之幸,天下之幸。
  这种解释,在历朝历代都很盛行,构成我们认识历史的“常识”的一部分。但是,背后的逻辑,细思恐极:
  这是否只是传统男权社会,强加给我们的历史的“偏见”呢?
  1
  历史上,宋真宗的第二任皇后刘娥(969或970—1033)是一个传奇人物。她以自己一生的经历和身后之名,生动地诠释了传统男权士大夫对女性政治的提防,以及持续不断的污名化。
  刘娥,四川人,孤儿,自幼父母双亡,被寄养在外婆家。十来岁便嫁给银匠龚美,跟着龚美来到当时的京城开封。史书说,刘娥“善播鼗”,鼗鼓现在俗称拨浪鼓,说明她是开封城内一个底层的取悦市民开心的艺人,生活艰难。
  宋真宗赵恒继位前为襄王时,听说四川女人漂亮聪慧,一心想娶个川妹子。碰巧底下有个叫张耆的人,打听到龚美家贫,想让刘娥改嫁。
  刘娥由此以卑微的出身和再嫁之妇的身份,进入了襄王府邸,并得到赵恒的宠爱。但是,她那卑微的身份,必将如影随形,时刻打击、摧残着她。
  在作为皇族的女人这条道路上,她的出身一直是周遭攻击她的主要原因。先是赵恒的乳母向宋太宗告状,说太子竟然娶了个“野女子”,您得管管呀。吓得赵恒赶紧把刘娥转移出去,藏到张耆家里。张耆为了避嫌,连家都不敢回,夜夜在单位打地铺。
  就这样熬了许多年,熬到宋太宗去世,赵恒继位为止。难得赵恒贵为新皇帝(宋真宗),却未对刘娥产生嫌弃,而是欢天喜地把她迎进宫里,封为美人。
  景德四年(1007),出身名门的郭皇后去世后,宋真宗开始运作刘娥当皇后。然而,这一动议立即招致了群臣的抗议。不是因为刘娥人品有问题,而是出身有问题:“章献(指刘娥)起于寒微,不可母天下。”宋真宗安排翰林学士杨亿起草封后诏书,并许以荣华富贵,杨亿公然拒绝,说这是对自己祖上的羞辱。
  群臣一致推荐沈才人当新皇后,推荐理由依然无关人品,无关是否贤良淑德,而是血统。参知政事赵安仁说:“刘德妃(指刘娥)家世寒微,不如沈才人出于相门。”
  在这场风波中,后人读史,当然无法苛求宋人的阶层偏见,但是,设身处地想一想,处于舆论中心的刘娥,究竟背负了多少莫名的原罪,蒙受了多少无端的攻击和冤屈呢?
  宋真宗挺刘娥成为自己的皇后,然而备受阻挠,不能如愿,只好搁置下来,中宫虚位多年。真宗的意图,或许是在等待自己宠爱的刘娥,为自己生下第一个儿子,这样就可“母以子贵”,冲破阶层的禁锢而正位中宫。
  可是,为皇帝生男娃,对于年届四十的刘娥来说,这个概率有点小。刘娥采用的应对办法是借腹生子。她安排庄重寡言的侍儿李氏担任真宗司寝,大中祥符三年(1010),李氏生下一子,即后来的宋仁宗赵祯。刘娥将这个男娃据为己有,由杨淑妃抚养。这个事,当时知道的人极少,连赵祯在刘娥生前都一直误以为刘娥是自己的亲生母亲。李氏自己不敢吭声,刘娥则通过宋真宗不断提升李氏的地位来弥补她的愧疚。
  但宋真宗肯定是知道内情的,而且默许了刘娥借腹生子的做法,这样才有了一个相对正当的理由来册封自己心爱的女人为皇后。尽管朝中主要大臣仍然反对刘娥为后,不过这次宋真宗不管不顾,终于在赵祯两岁的时候,1012年,册封刘娥为皇后。
  这一年,刘娥已经接近43岁。
  即便贵为皇后了,但她敏感的内心仍然为自己的出身感到苦恼。朝堂之上对于出身阶层的傲慢与偏见,让她心生惧怕。她专门去找了朝中的刘姓官员,主动去攀亲戚,说我知道你出身名门,能否借你们家的家谱一阅,说不定我们是同宗哩。结果,人家只回了她两个字:“不敢。”
  表面是“不敢”,内心是“不屑”。
  然而,讽刺的是,这样一个出身卑微的女子,事实上已经成了大宋的皇后,而且此后还成为实际上执掌最高权力的皇太后,这可让当朝的士大夫感觉到难以接受。于是他们反过来,在史书中替刘娥粉饰家世,说她其实出身名门望族,她的祖父是五代的大将军,父亲是刺史等等,只是后来家道中落了。
  士大夫们始终认为,一个来自底层的刘娥,竟然成了大宋的女主,这是大宋之耻,士人之耻;所以他们在现实中阻挠无效之后,便只能在史书中将她塑造成名门之后,只有高贵的血统才配得起他们的大宋,配得起他们的臣服。这就是,传统男性士大夫的精神胜利法。
  2
  打破出身的偏见,已经这么难;打破性别的偏见,则几乎不可能。
  刘娥是一个聪明人,《宋史》记载:“后(指刘娥刘皇后)性警悟,晓书史,闻朝廷事,能记其本末。真宗退朝,阅天下封奏,多至中夜,后皆预闻。宫闱事有问,辄博引故实以对。”
  意思是说,刘娥这个人悟性高,记性好,善于触类旁通,举一反三。宋真宗每天批阅奏折,都会跟她交流,她往往能把以前的同类案例告诉宋真宗。
  不仅如此,刘娥办事果断,考虑问题周密,因而逐渐赢得宋真宗的依赖。特别是在宋真宗后期,这个皇帝执着于在历史上刷存在感,把大部分精力放在制造天书、东封西祀和修庙建观等迷信活动上,对于朝政,要么不管,要么瞎搞。这时候,刘娥的存在对宋真宗就显得很重要,她从旁协助处理政务,并随着政治才干的增强而逐步切入政事核心。
  到天禧四年(1018),宋真宗生病以后,更是将朝政直接交由刘娥处理。史书说,“事多决于后”。
  刘娥介入朝政的路径,跟武则天挺像的,都是个人有能力,皇帝又有病,顺理成章就从内朝走向了外朝。
  在这个过程,反对力量来势汹汹。宰相寇准等人力劝宋真宗以太子监国,将统治大权从刘娥手中夺回。宋真宗原本同意这个计划,但由于寇准酒后失言,大嘴巴泄密,让支持刘娥的丁谓等人抓住把柄。计划失败,寇准被贬。
  乾兴元年(1022),宋真宗驾崩,年仅12岁的太子即位,是为宋仁宗。宋真宗遗诏尊刘娥为皇太后,“军国事兼权取皇太后处分”。刘娥名正言顺地成为摄政太后,开始了长达11年的垂帘听政生涯。垂帘之初,她欲擒故纵,纵容丁谓势力膨胀,以激起众怒,又利用王曾等人对丁谓擅权的不满情绪,借故将丁谓远谪海南,从而摆脱了丁谓位高难制、尾大不掉之势。
  可以看出,在斗寇准、斗丁谓这两场政治斗争中,刘娥实际上充当了朝中两股政治势力的棋子。不论后世如何以寇准为忠臣,以丁谓为奸臣,但这两人的个人权欲是一致的,只是前者希望通过控制太子、后者希望控制太后来达到他们各自专权的目的。而刘娥的高明之处在于,利用这两股对立的势力,借力打力,披荆斩棘,一步步稳固了自己作为大宋实际统治者的地位。
  在这之后,她又不失时机地提拔王曾、鲁宗道、吕夷简等能臣,重组内阁,为自己行使权力、推行政令构建了新班子。当她意识到其中有人对她作为女主的身份形成障碍时,她又会时不时地提拔新人进入朝廷中枢,在动态调整中巩固自己的决策地位。
  正如我前面所说,当时整个王朝对出身、性别都构筑了坚固的傲慢与偏见,刘娥的上位之路,注定是一条崎岖艰险之路,一条与整个世界为敌之路。
  但即便如此,她仍能通过自己的努力和能力,以不流血的方式基本实现自己的权力欲望与施政理想,这不能不说是她的厉害之处与魅力所在。连最有直男癌的司马光,后来也不得不承认:“章献明肃皇太后(即刘娥)保护圣躬,纲纪四方,进贤退奸,镇抚中外,于赵氏实有大功。”
  3
  在当摄政太后的11年间,刘娥有没有做武则天第二的念头或野心?
  从现存的史料记载来看,她肯定有。特别是在她摄政的后期,她享受的礼仪规格已经跟皇帝接近或没有区别。她甚至曾试探性地询问大臣:“武则天这个人究竟怎么样?”著名谏臣鲁宗道回答说:“唐之罪人也,几危社稷。”一句话就把刘娥噎住了。
  唐朝的历史,对于宋初的人来说,就是他们的近代史。唐鉴不远啊,同志们。女人干政,甚至改朝称帝,都仅是两三百年前的事情。
  对比武则天和刘娥各自的时代,武则天的运气显然要好得多。唐代的自由开放之风,尤其是在男女平权方面,均是帝制时代的一个巅峰,被称为中国自由婚的第二次高潮。即便是这样,武则天要打破男权社会的成见,想自己上位做皇帝,仍必须使出让她后来都追悔的酷烈手段。
  刘娥所处的北宋,是宋明理学的孕育期,虽不像南宋以后对女性有那么多变态的约束,但比起唐朝,女性的地位已经明显被看低了。从武则天在宋代以后不断地被妖魔化,也能看出男性士大夫对女人参与政治的极端不满。
  刘娥不像武则天那么下得了狠心,虽千万人吾往矣。她本质上是内心纯良的穷苦出身,在上位过程中步步惊心才企及今日的身份。即便身在高位,她仍不忘穷苦的记忆,具有深切的同情心。有一次,在去南御庄的路上,她遇见一名贫穷的织布妇人,当场就命随从给予赏赐,然后,她说,一个勤劳的农妇仍不免于贫,国家难道不应该体恤一下吗?此后,她多次下令有关部门废除各种无名杂税,减轻百姓负担。
  北宋的政治斗争,不像武则天时代那么酷烈,基本都能守住底线,仅到贬官为止。很难想象,像范仲淹这样屡次捋老虎须的直臣,屡次被贬,又能屡次回到朝廷。这种让政治立场与个体生命相分离的文明法则,刘娥不是开创者,但她是一个很好的坚守者。这就决定了她不可能更改北宋的“祖宗家法”,去做出武则天那样消灭异己的事情。
  权力之梯是用血铺就的。时代对女性从政的阻力在加大,个人又对政治斗争抱有最后的良善之心,因此,刘娥只能在柔性的政治斗争中,一步步巩固自己现有的地位,把摄政太后的权力用到极致而已。
  无论她的执政能力有多高,她始终无法摆脱身边人基于她的女性身份所进行的指责。
  事实上,北宋一共产生过5个垂帘听政的皇太后,刘娥是第一个也是最有作为的一个:
  她摄政期间,终结了宋真宗极端荒唐的天书政治,让朝廷回归正常状态;
  她先后六次下令严惩贪官,并掌握朝中高官所有亲戚的名录,严防裙带关系;
  她顺应商品经济发展趋势,一度改革茶、盐的官榷制度,实现茶、盐暂时局部的通商;
  她审时度势,独具慧眼地在川峡地区发行流通交子,印制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
  作为女性,她还强调夫妇齐体,提高妇女的地位和财产继承权;
  ……
  最重要的是,她摄政期间,没有让少年的宋仁宗脱离政治,而是让他临朝听政,参与决策,学习执政手段。在她的指导下,宋仁宗积累了大量经验,后来,仁宗曾对臣下说,以前“太后临朝,群臣邪正,朕皆默然识之”。宋仁宗后来成长为有宋一代口碑最好的皇帝,应该说跟刘太后的培养和调教是分不开的。
  然而,历史的不公就体现在这里:与男性相反,作为女性,她越有作为,越想作为,她所受到的掣肘就越大,所得到的评价就越低。
  北宋5个摄政皇太后,总体评价算不错,用史书来说,叫“累朝母后之贤,非汉唐可拟议”,因为在强大的男性士大夫压制下,最后没人迈出武则天那一步。但比较而言,刘娥可能是5人中评价最低的一个。反而是最没作为、完全沦为旧党打击王安石变法派工具的神宗朝高太后高滔滔,竟然被史书捧为“女中尧舜”,原因无他,仅仅是因为高太后迎合了司马光一党的守旧主张,而司马光恰好是个杰出的史学家,如此而已。用高滔滔的姨妈、英宗朝摄政曹太后的话来说,这就叫“教做也由相公,不教做也由相公”。摄政皇太后越无权,越听话,她们在男性士大夫写就的史书中,评价就越高。
  而一生饱受争议的真政治家刘娥,最常被人记起的历史评价,却是这听起来十分暧昧的10个字:有吕、武之才,无吕、武之恶。
  表面是在夸刘娥有政治才干,实际上是在说,好险啊,这个女人要是再往前一步,那就是另一个吕雉,第二个武则天。
  4
  在男性士大夫看来,刘娥确实差一点成为那个“十恶不赦”的武则天。
  明道二年,1033年,刘娥生命中的最后一年。史载,刘娥穿衮衣,戴仪天冠,去参谒太庙。
  朝廷士大夫都炸了。衮衣,是天子举行国家大典穿的衣服。太庙,相当于赵宋家族的家庙,是男性皇权的象征,历来只能由皇帝祭祀。刘娥的做法,在士大夫看来,不但侵犯了皇权,而且严重扰乱了男性社会的权力秩序。
  此次参谒太庙,被认为是刘娥有心效法武则天的证据。连清初大儒王夫之在论著中,都对刘娥大加鞭挞:“刘后以小有才而垂帘听政,乃至服兖冕以庙见,乱男女之别,而辱宗庙。”
  你看,男性士大夫最气愤的,正是“乱男女之别”。一切的根源,仅在于这是个男权社会,而刘娥偏偏是个女的。
  以前,有一次刘娥与宋仁宗一同出行。她让自己的车驾先仁宗而行,参知政事鲁宗道赶紧制止道:“妇人有三从,在家从父,嫁从夫,夫殁从子。”用女性的三从四德,而不是用皇权不可僭越那套理论给刘娥施加压力,刘娥很无奈,只得命令车驾跟着仁宗走。
  没有一种史书会记录下这个颇有“女权意识”的女主的痛苦和悲哀,毕其一生,周遭都是男人的反对声,一开始反对她的出身,后来反对她的性别。没有人在乎国家统治者的本质,是能否让天下太平;所有人只在乎这个国家的统治者,不能是一个女人。
  她没有像武则天一样发动流血政变,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她把手段看得跟目的一样崇高,希望以温和的方式提高女性的政治地位,不光是为了自己,还为了后来的女性。在她摄政后期,她命人编制了《新编皇太后仪制》,记录她垂帘听政期间的各种制度,以后的后妃可以据此在礼制上继续分享男性皇权。美国汉学家贾志扬说,《新编皇太后仪制》在刘太后摄政十年后才推出,不是因为她想最终更有效地运用自己的权力,而是因为她想建立一个历史遗产。
  但是,男性士大夫认为,这些制度太超前了,在刘娥死后,将这部文献毁掉。
  直到生命弥留之际,64岁的刘娥仍然坚信自己可以像男性皇帝一样,有效地统治国家,她仍然希望这个男权社会,可以给她最终的认可。史载,刘娥死后,宋仁宗跑出来对辅臣说:“太后疾不能言,而犹数引其衣,若有所属,何也?”参知政事薛奎心领神会,回答道:“其在衮冕也!然服之,何以见先帝乎?”
  刘娥临死已经不能说话了,仍在撕扯身上的衣服,宋仁宗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薛奎一听就明白过来,刘太后是想穿上龙袍,享受皇帝的葬礼啊。但薛奎紧接着说,“然服之,何以见先帝乎”,如果给刘太后换上龙袍安葬,她又有何面目去见宋真宗呢?
  宋仁宗听从薛奎的建议,以后服下葬刘太后。用一场正常的葬礼,将这个生前走得有点远的太后,重新拉回了男权社会的秩序里。
  还有一个细节,可以说明刘娥对男女平权有很深的执念:她在遗诰里,要求尊杨太妃(即宋真宗朝杨淑妃)为皇太后,与皇帝共同决策军国大事。
  她想创立一种女性参与政治的传统,但在强大的士大夫政治的历史惯性面前,她的努力显得十分孤单。她失败了。在她死后,御史中丞蔡齐立马提出来,说皇帝早已成年,这才开始亲政,怎么能让女后相继称制呢?
  宋仁宗于是把刘娥遗诰里“皇帝与皇太后裁处军国大事”的表述删掉。
  刘娥所追求的“历史遗产”,至此全部被扼杀了。
  5
  但是,针对刘娥的非议,并未到死为止。
  宋仁宗亲政后,进行了一场大刀阔斧的政治变革,对刘太后生前的内外势力实施打压。这几乎是所有在强权母后干预下成长起来的皇帝通用的做法,展现了被长期压抑的人性爆发。最典型的一点体现在人事安排上:凡是刘太后信任的官员,都远贬他处;凡是被刘太后贬谪的官员,都召回朝廷。通过这些发泄式的政治操作,宋仁宗既表达了对刘太后的不满,也树立了自己的威信。
  看到此,有人开始进一步离间宋仁宗对刘太后的感情,向宋仁宗奏明:“陛下乃李宸妃所生,妃死于非命。”宋仁宗从此怀疑自己一直生活在一个惊天大骗局里面,直到亲自开棺验尸,看到李宸妃“玉色如生,冠服如皇太后,以水银养之,故不坏”,这才相信李宸妃不是被刘太后所害而毙命。宋仁宗反过来责备离间的人多事,说:“人言其可信哉?”
  在冲动过后,宋仁宗回想起刘太后摄政的十几年间,自己的人身安全从未受到威胁,国家也被治理得有条不紊,不禁对刘太后产生了感激之情。
  然而,宋仁宗“放过”了刘太后,天下人却没有放过刘太后。
  在民间流传的“狸猫换太子”故事中,刘娥被刻画成一个权力欲膨胀、心狠手辣的毒妇。这个形象也成了刘娥在历史中的刻板印象,不读历史的人,轻易就上了虚构戏曲的当。
  刘娥因为是女性,在传统的男性权力架构中,是不允许接触权柄的。历史上所有干政的女性,甚至包括那些特别有个性的、诗词写得好的、舞蹈跳得好的、长得极其漂亮的,无一不是在传统历史记述中被妖魔化,被丑化,被鞭挞。几乎没有人替她们说一句公道话,或者替她们说话的人,本身就很边缘。
  鲁迅曾在他的杂文中,批判过男权社会的这种“甩锅”心理:
  我不相信妲己亡殷,西施亡吴,杨贵妃乱唐那些古老话。我以为在男权社会里,女性是不会有这么大的力量的,兴亡的责任,都应该由男的负。但向来男性作者,大抵将败亡的大罪,推在女性身上,这真是一钱不值的、没有出息的男人。
  刘娥没有大恶,都会被后世虚构出“狸猫换太子”的戏码,以丑恶的形象代代传唱下去。吕雉、武则天这些做过残忍之事的女主,就更招黑了。我们当然可以批判吕雉、武则天在宫廷权斗中的手段太过残忍,但她们作为政治家的身份能不能因此就一并抹杀掉呢?
  刘娥的政治才干,我在前面已经讲过了。同样的,吕雉在其摄政时,举国休养生息,三次“大赦天下”,连司马迁都说,吕后主政期间“政不出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武则天也是如此,在位期间推行一系列开创性的改革,一举奠定了后来开元盛世的根基。
  我们说,善恶要有标准,而且必须分清。
  宫廷权斗中的残忍,到底是政治的问题,还是女性的问题?难道没有女性参与的政治斗争,就很斯文,很绅士吗?李世民、朱棣对自己家族的凶残,十倍于吕、武,但他们的历史功绩尚且能够得到公正评价,而吕、武仅仅因为是女性,就只剩下女性的残忍,而忘却了她们作为政治家的能力和功绩。
  反过来,一个占据权力核心的女性,如果能力不行,祸国殃民,大家抨击她的理由也只有一条:女人祸国。依然是在用女性的标签,来为一个失败的掌权者背锅。什么时候,我们才能认识到,政治中的成败输赢,跟性别没有关系?我们可以骂她是个失败的权力玩家,但不能骂她是个女人啊。
  因为她们是女人,做得好要骂,做得不好更要骂。这样的语言暴力,在历史上太常见了,可悲的是,在现实中,也仍未消失,而且大有市场。
  刘娥生前曾问一直反对她当女主的北宋名臣李迪:“你看我把仁宗皇帝教养成这样,你觉得如何呢?你一直反对我参与政事,是不是有点过分了呢?”李迪回答说:“今日见皇帝圣明,臣不知皇太后盛德,乃至于此!”
  可惜,在男权社会里,像李迪这么顽固而又能改变对女性成见的男人,真的不多。但我希望,一个真实的刘娥,能够让大家记住,记住她冲破阶层与性别的桎梏,记住她在历史上留下的欲望、挣扎和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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