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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笔

裸官、贰臣与遗民

时间:2018-11-2 5:41:48   作者:淘乐网   来源:cnxc114   阅读:3000   评论:0
内容摘要:  翻看《清史列传》,看到《贰臣传》,联想到了当下的“裸官”问题。“贰臣”当然不同于“裸官”,但二者还是在本质上是相通的。贰臣是亡国之后不忠于旧朝,投靠新朝,是所谓的“两截人”。“裸官”是国家还没事就做好两手准备,有贰心。相比之下,裸官比贰臣更可怕。古代没有裸...
  翻看《清史列传》,看到《贰臣传》,联想到了当下的“裸官”问题。“贰臣”当然不同于“裸官”,但二者还是在本质上是相通的。贰臣是亡国之后不忠于旧朝,投靠新朝,是所谓的“两截人”。“裸官”是国家还没事就做好两手准备,有贰心。相比之下,裸官比贰臣更可怕。古代没有裸官,只有贰臣;现在国家太平安定,但有那么多的裸官,一旦国家有事,毫无疑问这些裸官大都会成为贰臣。有很多裸官在被双规审查前提早得到消息,跑到了国外,因为早就偷偷办好了绿卡蓝卡之类的,也就成了外国人。这些人实际上也算是“贰臣”,是和平年代的贰臣。从历史上看,贰臣极少有好结局。数千年王朝更迭中,每一次改朝换代都造就一大批贰臣。贰臣因不能临危授命,未能挽救旧朝之覆灭,贪生怕死不能殉国,归降新朝,在道德上大节有亏。在历代王朝中,贰臣都始于荣而终于耻,一开始可能风光一时,但后来后世总会受到政治道德上的贬斥诅咒。尽管由于时代背景不同,道德标准可能有所变化,但朝三暮四、贪生畏死在任何当政者眼中都会被视为污点。在政权兴起初期,当权者会不遗余力地延揽先朝旧臣,但当江山稳固之后,必然大力强调忠诚不二,贰臣们就往往成为反面道德典型。比如明太祖朱元璋招纳蒙元降臣时声称:“天下纷争,所谓豪杰者三:易乱而治者,上也;保民达变,知所归者,次也;负固偷安,身死不悔,斯其下矣。”但政权稳固之后,他对仕明的前元旧臣危素很不客气,抓住他事二主的污点加以羞辱。
  实际上,早在上古夏商周时代即已出现所谓贰臣,但当时的人尚并不以转事他主为耻。由商入周的箕子、微子是贰臣,但还不是最早的贰臣。最早的有史料可查的贰臣是商初的伊尹,但孟子对伊尹评价很高,将他与伯夷、柳下惠并提,认为伊尹与洁身自好的伯夷、不辞小官的柳下惠在精神实质上是相通的,都是“仁”的表现。孔子的弟子子贡曾质疑管仲不为公子纠死节,反而为旧主的政敌齐桓公效力,孔子却认为,为旧主死节、以身相殉不过是匹夫匹妇的小节,真正的圣人当以弘道为己任,出则以利天下,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春秋战国时也讲忠,也讲“不贰”,不过春秋战国时“贰”和后世有一定区别。那时身事二主尚未被看成多么严重的事。比如晋文公重耳出亡时,寺人披曾受晋献公之命追杀他,重耳文公回国即位后,寺人披求见,重耳记恨旧怨,拒绝见他,寺人披振振有词地说,无论是当年受献公之命追杀文公,还是今日欲为文公效力,都是忠君不贰的表现。当年他是献公之臣,受君之令,除君之恶,理所当然。现在献公己死,文公即位,便是名正言顺的新君,他也将尽心尽力地忠心事奉之。忠并不是从一而终,而是“临患不忘国”,忠臣的标准不是至死不换门庭,而是对所事奉的君主能克尽臣道。对“忠”的这种理解是由春秋战国时特殊的历史背景决定的。那个时代,社会剧烈动荡,政权易主、侯国灭亡频仍,时人习以为常,士人一生只事一主在客观条件上亦不可能。士人在志不获展时出奔他邦,楚材晋用,乃至如战国纵横家那般朝秦暮楚,凭借个人才智辗转于多国之间,被时人认可。连孔子都周游列国,寻找机会,有“吾岂鲍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的表白。孟子也曾游说魏齐等国。春秋战国时所说的“贰”指为了自身利益而背弃乃至出卖故主以讨好新主。春秋时郑厉公侵郑,俘获了傅瑕,傅瑕为求生而出卖、残杀故主,郑厉公后来杀了傅瑕,称傅瑕为“贰”。战国后期,燕军侵齐,知王蠋贤而欲用之为将,王蠋回答:“忠臣不事二君,贞女不更二夫。齐王不听吾谏,故退而耕于野。国既破亡,吾不能存;今又劫之以兵为君将,是助桀为暴也。”遂自缢殉国。
  王蠋终属个别现象,真正意义上的贰臣出现在君权高度集中、臣节观念形成的汉代,但汉代仍有很多贰臣并不认为自己身仕两朝甚至异族有道德问题。汉初,由于统治集团内部斗争,臧衍、韩王信、陈豨、卢绾等重要人物纷纷投靠匈奴。汉武帝时,李绪、管敢、卫律、李陵和李广利等人投降匈奴。西汉末年,王莽篡位之后,汉匈关系再度紧张,戊己校尉史陈良、终带、司马丞韩玄、右曲候任商等纠集吏卒数百人杀害戊己校尉刀护,自称废汉大将军,带领二千余人投奔匈奴。投降匈奴的官员大多受到匈奴单于的器重,如卢绾被匈奴封为东胡卢王,李陵被立为右校王,卫律被封为丁灵王。赵信娶单于之姊为妻,李陵和李广利都娶单于之女为妻。投降匈奴的官员亲属受到牵连,最有代表性的是李陵。李陵是“飞将军”李广之孙,原任骑都尉。汉武帝时,汉朝与匈奴发生战争,李陵被匈奴俘虏后投降。汉武帝十分恼怒,杀害了其母及其妻子儿女。群臣都附和汉武帝,谴责李陵,只有司马迁出面为他说话,结果遭到了宫刑。李陵的友人苏武出使匈奴,李陵见到了苏武,面对友人,李陵很是愧悔,但不是因为投降匈奴而愧悔,他始终认为,他在战争中尽了全力,朝廷不发救兵,他死战至绝境,不得已才投降,并没有辜负汉朝,没有什么值得谴责的,反而是汉朝待他不公,他宁愿老死异域也不肯重归故国,声称“丈夫不能再辱”。
  西汉末期,政治上封建大一统,思想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三纲五常观念逐渐深入人心,臣节成为判断士人行为的重要标准,君臣之义成为一种无可逃避的政治义务。两汉之际,王莽篡权,不少人誓死效忠汉室,不肯接受新莽任职。但投靠新莽政权的士人还是占了大多数。崔篆曾拒绝王莽党羽甄丰的推荐,王莽打击政治异己,崔篆亲属又依附新莽,在此情况下他被迫出仕,在任期间平反冤狱,多有政绩。东汉建立后,有人荐举他出仕,他深以曾仕新莽为耻,觉得有愧汉朝,坚决不肯再仕东汉,并作《慰志赋》表达愧悔之情。光武帝刘秀复汉之后,大讲君臣之道,大力宣扬表彰臣节,“事君无二”成为臣节的重要组成部分。
  自东汉末桓帝时起,朝政混乱,兼以两次党锢之祸对士人的摧折,东汉初建立起来的士风臣节趋于瓦解。此后朝代更迭频繁,常常是臣子篡位夺权,本身合法性就颇成问题,当然也无法理直气壮地向臣下强调忠君之道。在以力相争的时代,各个政权都采用实用主义用人方略,对节操的要求放得相当宽,失节贰臣反而得到重用,对于忠君观念是强烈的冲击。禅让丑剧不断上演,政权的神圣意味被消解,帝位更迭频繁,没有多少人把自己的政治生命乃至肉体生命系在不断更迭的政权上,官绅士族大多身事两朝乃至多朝,且不以此为耻。在他们看来,家族的利益、个人的政治理想和功名欲望的实现才是重要的。比如褚渊家族世代与刘宋宗室联姻,褚渊又受知于宋明帝,领吏部尚书,荣宠备至,明帝死后顾命辅佐幼主,却很快即倒向萧道成,助其篡宋而自立。
  魏晋至唐末,王朝更迭时,转事新朝的大臣太多,但官方史籍只以“先朝旧臣”称之,不称“贰臣”,并无道德上的指责。但像唐代“安史之乱”中投降叛军的官员则属于另一种情况。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唐朝文官武将有的跟随唐玄宗出逃,有的追随太子到了灵武,有的积极抗击叛军,很大一部分投降了安史叛军。仅广平王李俶率军进东京时,就有300余名曾投降叛军的官员素服悲泣请罪。主动投降叛军的文官武将大都门第显赫,如张均、张垍、哥舒翰、陈希烈等,他们投降后大都出任安史政权的高官,他们的主动投降助长了安史叛军的气焰。他们的最后下场大致相同,或被杀头,或被流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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