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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与佛教的不解因缘

时间:2018-1-10 5:26:01   作者:淘乐网   来源:cnxc114   阅读:3000   评论:0
内容摘要: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在北京逝世,享年78岁。这是人们抬着周总理画像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新华社发(资料照片)  今天,是周总理逝世42周年。当我们回顾这位共和国总理的一生时,总会无数次泪目。周恩来总理一生为了革命事业鞠躬尽瘁,赢得全国人民的敬仰和尊重,在国际上也享有很高威...

周恩来与佛教的不解因缘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在北京逝世,享年78岁。这是人们抬着周总理画像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新华社发(资料照片)

  今天,是周总理逝世42周年。当我们回顾这位共和国总理的一生时,总会无数次泪目。周恩来总理一生为了革命事业鞠躬尽瘁,赢得全国人民的敬仰和尊重,在国际上也享有很高威望。在他崇高品德、光辉人格的背后,体现的是一切为了众生的菩萨胸怀。

  有一次在武汉,毛泽东问周恩来:“为什么你办事总是那么圆满?”
  周恩来答:“主席,我除了马列,还有佛法。”

  能够体现周恩来的佛学造诣的除了著名的“上马杀贼,下马学佛”题词,还有许多广为流传的美谈佳话。谨以本文,一起来缅怀周总理。

周恩来与佛教的不解因缘

  一、十世班禅终生难忘的一天,这天见到了周总理

  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生前曾多次说过:“1951年4月27日,是我终生难忘的一天。”为参加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谈判与协商,这一天,十世班禅第一次从青海老家来到首都北京,第一次见到敬爱的周总理。

  4月27日班禅及堪厅的僧俗官员一行45人到达北京,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热烈、隆重的欢迎。当晚,政务院周总理设宴为班禅及其随行官员洗尘。席间,班禅额尔德尼发表讲话。宴会自始至终充满了亲切愉快的气氛。欢迎场面之隆重,规格之高,气氛之友好而热烈,都给少年班禅留下了深刻印象。

周恩来与佛教的不解因缘

  十世班禅额尔德尼向周总理敬献哈达

  班禅喇嘛穿一身桔黄色的缎子藏袍,显得庄重、潇洒,飘逸不凡。班禅向周总理献了一条质地很好的洁白的哈达,表示自己的崇敬之心。周总理同班禅进行了长时间亲切交谈。谈话内容十分广泛,从中国革命的胜利到西藏的前途;从即将开始的和谈到班禅在京期间的活动、食宿;从藏汉两个兄弟民族的团结到达赖、班禅两位活佛的关系以及西藏民族内部的团结,周总理都谈到了,都想到了,连最细小的生活琐事也没有忽略,这使班禅和在座的其他藏胞深受感动。不知不觉中,宾主之间变得十分和谐和融洽,班禅最初的那种紧张和拘谨的情绪消失了。周恩来总理那发自内心的、真诚的、慈祥的、具有特殊感染力的微笑,给他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尽管13岁的班禅,当时还不能理解周总理谈话的丰富内涵和深远意义,但他已经意识到,坐在自己身边的这位巨人,不但是共和国卓越的领导人,而且是自己最可信赖的导师和长辈。

  谈话结束后,周总理陪班禅步入宴会厅。在门口,周总理停住脚步,伸出左手请班禅先行,班禅则双手合十,微微弯腰低头,十分恭敬地请总理先行。两个人谦让一会儿之后,周总理挽着班禅的右臂,并肩进人宴会厅。席间,周总理不断地给班禅央菜,介绍各种菜的味道和特点,偶尔还讲一点烹调技术。由于有些名词术语的专业性太强,在藏语中一时找不到恰当的词语,使翻译有些为难。细心的周总理立即转换话题。总理一再说,在我们之中,翻译最辛苦。我们可以轮流吃饭,轮流说话,翻译同志却一刻也不能休息。周总理亲自为翻译夹菜,还不断地问:您喜欢吃什么?有次周总理风趣地说:“我提议大家暂时都不要说话,让翻译同志吃一点吧。”

  服务员不断地端菜,斟饮料。每当年轻的服务员从周总理身边上菜时,周总理总是轻声地说一声:“谢谢!”或是用慈祥的一笑表示谢意。周总理对周围的每一个人,包括服务员,都一视同仁,和蔼亲切。班禅注意到,周总理尊重每一个人,关心每一个人,他有如一团火,温暖着每个人的心,使整个大厅春意融融。这同班禅过去见惯了的上下尊卑等级森严的藏族社会的人际关系,形成强烈对比。他感到,这新社会,就新在官和民一样,人人平等。佛祖说的“众生平等”,在旧社会没有能实现,在新社会,在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下的新中国,却真的变成了现实。

周恩来与佛教的不解因缘

  周恩来总理宴请十世玫禅和帕巴拉·格列朗杰

  整个宴会上,班禅很少说话,但他彬彬有礼,落落大方,非常得体。周总理渊博的知识,诚恳的态度,谦虚的作风,端庄的举止,慈祥的笑容,炯炯有神、闪烁着智慧之光的眼睛,都给班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觉得,连周总理说话的声音都是那么人耳,那么动听,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后来班禅曾对人说,为了听懂周总理的讲话,我也要好好学习汉语文。

  他们之间建立起了很好的个人友谊,十世班禅始终把敬爱的周总理当作自己最可信赖的长辈和导师。直到1989年1月28日十世班禅在扎什伦布寺圆寂之前,对敬爱的周总理始终十分敬仰和怀念。

  二、上马杀贼,下马学佛

周恩来与佛教的不解因缘

  1939年春,周恩来到南岳衡山为游击干部训练班作报告。当时南岳寺观里的和尚道士以丘赞、演文法师为首,组织了一个救亡团体———“南岳佛教救国协会”,决心为抗日事业尽一份力量。但是他们的意见很不一致,演文主张成立一支僧军,奔赴抗日战场,直接同日本鬼子拼杀,而丘赞不同意,认为杀生是犯了佛门戒律,彼此争执不休,便请周恩来“裁决”。

  第二天,周恩来来到上封寺。他高度评价了僧人们的爱国热情,又提出不必成立僧军的主张。谈话将要结束时,丘赞请周恩来题词。周恩来没有推辞,接过笔默想片刻,在宣纸上写了八个大字“上马杀贼,下马学佛。”丘赞望着题词,沉吟了一会道:“弟子斗胆请教,先生题词‘杀贼’与‘学佛’联系在一起,于教义是否相符?”

  周恩来笑着解释说:“阿罗汉的第一个汉译是‘杀贼’。不杀除烦恼之贼,就成不了阿罗汉。我写的是‘杀贼’。不是‘杀人’,这个‘贼’当然是指佛教中不能容忍的歹徒。现在日本强贼正在大批杀我同胞,我们不把杀人的贼杀掉,怎么普度众生?这是善举,杀贼就是为了爱国,也是为佛门清静。你们出家人只出家没有出国,所以同样要保国爱国。抗战就是杀贼,杀贼就是抗战爱国。”

  周恩来把“杀贼”与“学佛”紧紧联系起来,使得丘赞不得不从心理上承认杀贼的合理性,接着又把“杀人”与“杀贼”这两个关系一一区别分清,将“杀贼”提高到“普度众生”、“善举”这样的佛家最高教义上来认识,最后说到抗战救国的大目标上来。真是步步为营,循循善诱。丘赞听后激动地说:“周先生真是博学,精于教义,通晓佛理。我明白了,只有上马杀贼,才能下马学佛。我们出家人也要投身抗日,手持戒刀,上马杀贼。”

  三、救助灵隐寺

周恩来与佛教的不解因缘

  1963年1月,周恩来陪同锡兰(现为斯里兰卡)总理西里玛奥·班达拉奈克夫人参观杭州灵隐寺

  1953年早春,周总理得知灵隐寺因年久失修而颓废不堪,很是痛心,当即指示浙江省采取有力措施,修复灵隐寺。1954年灵隐寺开始整修,周总理批款90万元作为修缮大雄宝殿之用,另外特批黄金近百两供佛像贴金。两年后,他来到灵隐寺仔细观赏了佛像后说:“脚应露出,腿部须放大,头发要用螺旋式,各方面须符合佛教传统。”于是对塑像样稿进行了再修改,经过几年的努力,千年古刹重放光华。

  1966年10月的一天,忽然来了一群号称要“彻底砸烂四旧”的人,举着铁锤,挥着铁棍,风风火火地冲进了灵隐寺,情况十分紧急。省里立刻电告中央,日理万机的周总理接到来电,立即指示:灵隐寺坚决不能砸,无论如何也要保护下来。就这样,轮流换班连续守护了几天几夜,总算把灵隐寺保了下来。“文革”后,灵隐寺又进行了一次大整修,也是周总理生前批拨巨款140万元和黄金好几十两才完成的。

  三、保护佛教寺院珍贵文物

周恩来与佛教的不解因缘

  1956年2月16日,西哈努克亲王在周恩来总理的陪同下参观广济寺

  在“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顶着林彪四人帮的压力,耐心细致地做红卫兵和派性组织的工作,采取下令封闭、派解放军进驻等措施,保护了一批佛教寺院、石窟、古籍等珍贵历史文化遗产。

  天津大悲院始建于明,清康熙重修,民国扩建为大悲院。1954年曾供奉过唐代玄奘法师灵骨著称于世。1956年,应印度政府的请求,经周总理批示,将大悲院供奉的顶骨送往印度,以加强中印两国的文化交流。先由天津市佛协派温悟等4位僧人护送至北京,转交由达赖喇嘛率领的代表团送往印度。尼赫鲁总理在那烂陀寺召开5万多人参加的大会,拜迎玄奘顶骨舍利。

  北京房山云居寺俗名小西天,寺内有南北压经塔两座,以秘藏丰富的石刻经版而名闻中外。1956年周总理陪同印度总理尼赫鲁访问,尼赫鲁看到这批精美的石经后,不无感慨地说:“总理阁下,我们印度是佛教的发祥地,有西天天竺之称,贵国唐代敕封的唐僧曾来西天拜佛,取回真经万卷。现在我来到中国号称小西天的云居寺,目睹这些刻在石板上的石经,说不定有些经卷在印度已失传,请允许我和阁下商量,印度愿以同等重量的黄金,换两块同等重量的石经,运回印度供奉,恳请阁下俯允。”周总理微笑着说:“这些石经,是中国人民经过1000多年创造的天下奇迹,号称国宝。黄金有价,国宝无价呀。我作为中国总理,怎能用无价的国宝换取有价的黄金呢!我不能答应,请阁下谅解。”

  北京灵光寺位于西郊八大处,秘藏供奉佛祖释迦牟尼的佛牙已有900多年历史,这颗佛牙自传入中国后,历经10余朝,辗转大半个中国,或隐或现,历遭劫波。解放后得到政府的保护和妥善安置。1955年中国佛协将佛牙迎奉到广济寺舍利阁供养。经周总理批准,为加强中缅友谊,迎到缅甸瞻仰,安置在仰光和平塔吉祥石窟内,7个多月,接待100多万人朝拜。1958年,周总理指示国务院拨款300多万元,在原招仙塔旧址重建起13层佛牙塔,将佛牙供奉在一座重153公斤,镶有861颗珍珠和宝石的金质宝塔里。

  四、关心佛教文化建设

周恩来与佛教的不解因缘

  1956年10月,周恩来在中南海和国际佛教僧侣代表团合影。(后排左一为原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

  “解放以后全国佛教从奄奄一息的状态中得到复苏和发展,宝镜重光,法炬复燃,像设严饰、气象万千……所有这一切,都是和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正确贯彻,党和政府的亲切关怀和大力支持分不开的。”原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的这一席话,深刻地反映了中国佛教界对党和政府的感情。而这种感情,是集中体现在佛教界人士与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老一辈领导人深厚情谊当中的。

  《佛教百科全书》中国条目的编写,是周恩来接受斯里兰卡总理的提议开始的,周总理将这个任务交给了中国佛教协会。很快,中佛协就成立了“中国佛教百科全书编纂委员会”,聘请国内著名学者,如吕徵、法尊、巨赞、周叔迦、喜饶嘉措、黄忏华、持松、明真、隆蓬等人,分别担任撰述、编辑和英译工作,写成汉文条目400余篇,约200余万字。1980年,国内公开出版《中国佛教》四册,受到学术界好评,有的全国重点大学哲学系也把它列为参考书目。

  1972年9月,赵朴初向国务院写报告,提出将雍和宫的一尊药师佛送南京鸡鸣寺摆设,供中外信士参拜,得到周恩来的批准;1973年5月13日,周恩来、郭沫若接见中国学者赵元任和夫人赵步伟女士,期间,周恩来交待赵朴初把金陵刻经处恢复起来;1975年1月,全国第四届人大一次会议召开,身患癌症晚期的周恩来,仍坚持接见参会主席团的每一位人大代表,当和赵朴初握手时,他意味深长地叫了一声“赵朴老”……

  从周恩来的整个人生历程来看,他始终是慈悲、和善的典范,始终一心为民、大公无私,他为人民呕心沥血、鞠躬尽瘁的高风亮节及心系百姓、悲天悯人的情怀,也与其重视佛教的思想有着直接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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