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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秘

“黄埔战犯”沉浮录

时间:2017-12-10 8:16:41   作者:淘乐网   来源:cnxc114   阅读:3000   评论:0
内容摘要:  1946年,内战打响,杜聿明、郑洞国、黄维、胡宗南、林彪、徐向前、聂荣臻……这些黄埔名将在战场上兵戎相见。随着国民党节节退败,许多国民党黄埔将领成为俘虏,被共产党定为战犯。从接受改造到获得特赦,他们经历了大起大落的后半生。  北国之春,乍暖还寒。1975年3月19日清晨,辽宁...

  1946年,内战打响,杜聿明、郑洞国、黄维、胡宗南、林彪、徐向前、聂荣臻……这些黄埔名将在战场上兵戎相见。随着国民党节节退败,许多国民党黄埔将领成为俘虏,被共产党定为战犯。从接受改造到获得特赦,他们经历了大起大落的后半生。
  北国之春,乍暖还寒。1975年3月19日清晨,辽宁抚顺战犯管理所里的国民党战犯在管教干部的带领下,来到礼堂收听广播。当播音员说出“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决定特赦全部在押战争罪犯”时,整个礼堂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甚至有人喊出当时流行的“毛主席万岁”口号。
  293名战犯获特赦的消息当时成为海内外舆论的热门话题,台湾把特赦令看作是大陆的宣传策略。这种担忧不无道理,因为这些战犯不乏国民党高级将领,更有不少是黄埔军校学生,与在台湾执政的国民党高层有着情感上的联系。
  按照周恩来的解释,“杀了他们,他们就不能再起积极作用,只能对台湾产生消极影响”,“对于康泽、杜聿明、王耀武等内战罪犯,把他们当作政治资本加以利用为好……有助于我们孤立、动摇、瓦解国内外敌人,首先会有助于孤立瓦解蒋介石集团和解放台湾的斗争;会有助于安定社会上同统一战线内部对我们还抱有疑惧的分子——主要是右翼分子和有过政治劣迹的民主人士,使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获得进一步的巩固和扩大。”
  一、被特赦的战犯
  事实上,这已经是中国政府对关押改造的国民党战犯的最后一批特赦,在此之前,类似的特赦已经进行多次。1956年1月11日,北京德胜门外功德林一号北京战犯管理所的高墙内,100多名沦为战犯的国军高级将领被转移至此。功德林作为收押级别最高的管理所,仅限军队将级以上军官,文官则须到省主席一级。

“黄埔战犯”沉浮录

  1964年,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

  徐州剿总副司令杜聿明、第十二兵团司令黄维、军统局北方区区长文强、第四十九军军长郑庭笈、第二绥靖区司令王耀武、第十五绥靖区司令康泽、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主任宋希濂、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曾扩情、洛阳警备司令邱行湘……这些曾在同一面旗帜下战斗的黄埔老同学,又在同一面高墙内改造。
  在功德林,管理者对他们“以思想改造为主,劳动改造为辅”。除了每天的理论学习和思想批判,他们每周要从事一定时间的劳动,缝纫、理发、烧开水等。同时,按管理处规定,战犯相互之间一律改称“同学”,日常学习、生活、劳动的管理,由战犯当中选举产生的“学习委员会”负责。
  功德林100多名战犯共分13个小组,第一组组长邱行湘被康泽讽刺为比共产党管教还厉害。有些人在改造中成为模范,文强回忆郑庭笈最爱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虽然发音不准,但唱得很有感情。”
  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愿意改造,这些高级军官,尤其是出身黄埔的学生,大多为获有勋章的抗日名将,有人还得到过青天白日勋章,他们“效忠校长”的信念即使在战败,也没有彻底消失。被俘后,他们认为既然是为国民党效劳,就不应该在共产党面前低头,黄维初入功德林之际就蓄须明志:“在国民党时期留的胡须,不能在共产党的监狱里剃掉”。因其不配合的态度,黄维成为“抗拒改造”“最顽固不化”的典型。
  但无论是否积极“改造”,这些国民党要犯对功德林的生活都十分满意。管理者深知这些人在过去养尊处优,只有先从生活上让他们满意,才能改造他们。在这里的战犯,不戴脚镣手铐,每星期可以看一次电影,伙食费比一般犯人高一倍,足以让被俘的国民党下级军政人员眼红。
  朝鲜战争爆发后,大陆方面暂时放下了武力收复台湾的计划,改为“争取和平解放台湾”。对台统战成为大陆的重要工作,黄埔战犯也成为最有力的工具。
  1959年12月4日,大陆方面首次特赦33名战犯。其中包括王耀武、杜聿明、郑庭笈、陈长捷、宋希濂、邱行湘等国民党将领,其中黄埔系就占了8名。从1960年起自1966年文革前,大陆方面又先后特赦了五批战犯,几乎每年一次,每次都有黄埔学生。
  为了安置这些战犯,周恩来发明了“政协文史专员”职位。昔日的将军摇身一变成为文人,还是国家干部,这种生活已经超出他们的预期,因而人人争相卖力地完成任务。到了1964年11月,全国政协根据周恩来的提议,特邀杜聿明、溥仪、宋希濂、范汉杰、王耀武、廖耀湘等6人为政协委员,很多战犯特赦后则成为地方政协委员和文史专员,取得了一定政治地位。
  二、希望破灭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中国进入混乱的年代。对国民党战犯的改造工作被完全否定,停止特赦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
  1966年8月,红卫兵掀起“破四旧”高潮。身在北京的杜聿明和住同院的宋希濂、唐生明、郑庭笈4人在院内及大门口墙上书写毛主席语录和标语,但这没有挡住红卫兵对他们“破四旧”。红卫兵还对他们提出自动减少工资、不准请保姆、打扫胡同卫生的赦令,最后由宋希濂起草书面文件表示接受这些要求和批评。
  在文革初期,红卫兵矛头并没有指向国民党将领。在1966年国庆节,杜聿明、宋希濂被请到国庆观礼台上观礼,他们的生活恢复平静。
  到了1968年,毛泽东称这场革命为“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此后,曾经在国民党军队服役过的将领们再次成为人民的敌人。
  王耀武与康泽被扣上“历史反革命”的帽子,两人不时被红卫兵拖出去批斗、陪斗。1968年,王耀武再次被拉去给康泽陪斗,康泽被打得半死后拉入秦城监狱伤重而亡。王耀武大受惊吓后高烧数日不退而亡,他的妻子作为反革命家属备受欺凌,后不堪迫害发疯致死。
  同样是获得特赦的廖耀湘,在批斗会上因心脏病突发而于北京离世;陈长捷因不堪凌辱先杀妻再自杀。廖陈两人的死,给了邱行湘沉重的打击,也给了他一个提示。邱行湘让妻儿暂离南京,并请来两个身材魁梧的亲戚暂住,才逃过一劫。然而他的亲戚受其战犯身份所累,失去大好前途,这让邱行湘心如刀绞,甚至怀念功德林里对未来充满期待的生活。
  就连不是战犯的黄剑夫也没逃过一劫,这位黄埔精英在解放战争中起义,但仍被重庆造反派视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斗争对象,被强加“现行反革命”的罪名后逮捕,因不堪凌辱绝食而死。
  吊诡的是,因为文革规定不准冲击监狱,那些还没能被特赦的战犯反而比生活在社会上要安全得多。
  文强在知道自己特赦梦破灭后,整日萎靡不振,改造地点也搬到了燕山脚下的秦城农场。但正因为在高墙内,他平安渡过了文革。黄维也庆幸“那时坐牢的比不坐牢的强,起码我们这样的人没有挨打受骂,更没有丢了性命,而且吃穿都有保障,我们真称得上是幸运儿了。”
  不过这些“幸运儿”的状况也不断在恶化。1968年春,抚顺、济南、西安战犯管理所被军管,以前的干部集中下放到农场劳动,新来的管理者怕犯错误,对战犯“要狠点,态度要硬点,说话声要高点,离得要远点”。各管理所对重病者不再积极急救治疗,当然也不敢让他们随便死掉,以便挤出“活材料”。上述状况加剧了在押国民党战犯的死亡,1966年6月至1975年12月,有103名在押战犯病亡。
  文革中不断恶化的处境直到1974年底才出现转机。当年12月23日,毛泽东作出批示:“还有一批战犯,放下武器已关押二十多年了,还关着干什么。把他们释放了,可以来去自由。”1975年3月19日,当最高人民法院的大法官在特赦会宣布293名国民党战犯全部释放“给予公民权”时,文强等人禁不住热泪长流。
  更让人意外的是,大陆方面特批这批战犯可以去留自由,10名特赦战犯自愿请往台湾,在取道香港准备赴台时逢蒋介石新丧,台湾当局借口这批人“经中共多年洗脑”,“已成为中共统战工具”而拒绝接纳。张铁石半生为国民党服务,无法接受以“难民”的身份前往自由中国救济总会提出申请,去留两难,最后在弥敦道富都酒店自缢葬命。

“黄埔战犯”沉浮录

  1959年第一批特赦战犯部分战犯与友人的合影。前排左起:王芸生、杨东、溥仪、杜聿明、费彝民;后排左起:杨伯涛、宋希濂、覃异之、黄雍、郑庭笈、郑洞国
  在这桩悲剧后,台湾仍无意让其他特赦人员赴台。在台湾关紧大门拒绝交流的情况下,大陆方面只能开始摸索一条新的对台统战工作路线。出人意料的是,为两岸打开新局面的竟是黄埔同学会。
  三、历史的遗声
  作为军官培养学校,黄埔的军事人才曾是国共两党争夺的焦点。抗战时,延安也曾建立黄埔同学会延安分会,每年都召开黄埔同学聚会联谊活动,动员大家积极给敌占区的黄埔同学写信,大力宣传一致抗战,吸引了许多黄埔校友到延安参加抗战。
  1979年,筹办过延安黄埔同学会的郑新潮手抄30多份《关于成立中国黄埔同学会的建议》前往北京,前后花费5年时间,找到徐向前、叶剑英、聂荣臻等黄埔老校友提交这份建议。与此同时,1984年初,宋希濂、蔡文治、李默庵和在美探亲的侯镜如共同发起成立“旅美黄埔军校同学及其亲属促进中国统一筹备委员会”,并发表《黄埔同学及其家属联谊会宣言》呼吁:“国家第一,民族第一,统一至上,建国至上,切盼全体军校同学及其家属奋发参加促进中国统一运动。”
  在美期间,侯镜如向邓小平之女邓榕介绍了黄埔同学及家属促进统一会的成立情况和意义,希望她回北京后,向邓小平报告,取得他的支持。
  在此背景下,大陆方面决定成立黄埔军校同学会。1984年6月14日,黄埔军校同学会在北京成立,黄埔一期生徐向前任会长,程子华、侯镜如、郑洞国、宋希濂、李默庵任副会长,黄埔教官聂荣臻、许德珩任顾问,黄维、文强为理事。
  在黄埔同学会成立后,时任全国政协常委黄维收到了一封从贵州寄来的信件,写信人周廷烈,自称是黄维的部下,后来加入了飞虎队。连年的政治运动和国民党反动派身份,让他迫不得已装哑巴。在知道黄维特赦释放后,因熟知黄维为人刚直,写信希望得到应有的待遇。在黄维的介入下,1986年,74岁的周廷烈当上贵州省平塘县政协委员,一年后,他又被任命为贵州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避免了晚景凄凉的命运。
  1985年初,由于形势发展需要,中共中央统战部决定在国内黄埔同学比较集中的沈阳、西安、上海、南京和黄埔军校旧址所在地广州5市成立地区性黄埔军校同学会。
  1987年10月14日台湾放宽往来大陆探亲后几天,徐向前以黄埔同学会会长的身份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谈话,表示“天下黄埔是一家”。邀请黄埔校友前往大陆寻根祭祖,探亲访友。1988年,大陆方面将黄埔同学会扩展至全国。
  1990年,黄埔同学会的工作又有了突破性进展。5月,台湾黄埔同学、曾有十三太保之称的国民党高层核心人物邓文仪率团访问北京。邓回到台湾后,倡议成立与大陆黄埔同学会性质相同的中华黄埔四海同心会,邓被推举为荣誉会长。
  各地黄埔同学会以群众团体的名义经常参加政协的活动,统战部有时也单独召集黄埔同学们活动,主要目的是和台湾的黄埔同学沟通。但同学会活动几年,并没有取得明显成效,徐向前逝世后,学生会工作慢慢松弛下来,到20世纪90年代以后,有些地方的黄埔同学会停止了活动。
  与之相反的是,广东作为孙中山的故乡,也是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策源地,以民间历史交流为主,打造中山论坛、黄埔论坛、三山国王祖庙联谊总会等具有地方特色的品牌,推动两岸民间交流互动。福建以其优越的地理位置,打造出中小企业交流合作的“海峡两岸商会经济论坛”。云南腾冲境内有中国远征军抗日阵亡将士公墓,从2011年起,云南省连续举办“远征军公祭”活动等等。这些地区根据当地特色,创造出新的互动交流平台,正逐渐替代黄埔同学会原先扮演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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