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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一丹就要退休,近距离看看这是个怎样的人

时间:2015-4-27 0:15:03   作者:淘乐网   来源:cnxc114   阅读:1247   评论:0
内容摘要:  “我现在有点倒计时心态。每次进直播间我都会想这是倒数第多少次。”敬一丹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这叫“珍惜”。  熟悉她的人都叫她敬大姐,她也觉得这是最好的称呼。  2015年4月,敬大姐要满60岁了,要从央视退休了。  20年前《焦点访谈》开播,敬大姐一年后进驻,19年来都没有离开...

  “我现在有点倒计时心态。每次进直播间我都会想这是倒数第多少次。”敬一丹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这叫“珍惜”。
  熟悉她的人都叫她敬大姐,她也觉得这是最好的称呼。
  2015年4月,敬大姐要满60岁了,要从央视退休了。
  20年前《焦点访谈》开播,敬大姐一年后进驻,19年来都没有离开过《焦点访谈》的主播台。“大家一看这张要出事的面孔,我还能去做什么节目呢?”敬大姐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19年前,打动敬大姐加盟最关键的原因是:居然能在国家电视台黄金时间每天播出一个舆论监督的节目。
  “《焦点访谈》不是一个让人舒服的栏目,它就是为了让人民保持痛感。”敬大姐说,别人是“刺痛”,她选择“隐痛”。

敬一丹就要退休,近距离看看这是个怎样的人

  2014年初,《焦点访谈》曝光东莞色情服务业,当期节目的主持正是敬一丹。
  她走进演播室,看到大屏幕上,一排女孩儿站在那儿等待挑选,坚决要求换掉镜头;即使要用,也必须打上马赛克。当她确认看不出面目之后,才开始录制这期节目。
  “她们是这个事件的最末端,我们挖这事的根源,你不能最后打在这些女孩子身上。”敬一丹强调。但是节目出来后,有的镜头并没有打马赛克,经营者有的反倒给打了马赛克。
  “那些女孩不是更应该保护吗?这件事让我特别难过。”敬一丹对南方周末记者反复强调自己的难过。
  “你的每一个镜头,都可能会影响这个人的命运。”敬大姐20年里,心里一直存着这个“分寸”。
  退休后的敬大姐也会很忙,2014年9月开始,她在北京大学开课,继续她的中国传媒大学兼职教授,长期给国家部委领导干部培训班和新闻发言人培训班上课。
  “我是一个广播人,从看不起电视到加入电视,然后到电视的巅峰;在快要退休的时候,互联网崛起。特别有意思的过程。接下来怎么面对互联网这个强大的对手,让白岩松、水均益他们去对付吧。”
  2014年7月21日,在北京央视旧台址附近的一家宾馆,敬一丹接受了南方周末的独家专访。
  “舆论监督节目居然能出现在中国电视上”
  南方周末:白岩松说,敬大姐狠不下心来,这是误解吗?
  敬一丹:不是误解,很多同事都觉得我心太软,我确实缺少一点锐。
  白岩松、柴静,还有更多的记者,我们很多同事很有锋芒。
  《焦点访谈》不是一个让人舒服的栏目,我们这一行就是为了让人保持痛感,对社会机体是不是健康保持警觉。痛感有刺痛,也有隐痛,我可能就属于那种隐痛。我虽然没有那么锋芒,但也不是让人轻松的人,很多人都说,一看你就皱着眉头,好像有多少沉重似的。可能一个栏目,刺痛、隐痛都需要。
  南方周末:当时孙玉胜是怎么说服你去《焦点访谈》的?你当时是铁饭碗,他们是临时工。
  敬一丹:今年是《焦点访谈》开播20周年。我是《焦点访谈》一周年的时候加入的。筹备时,孙玉胜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说话非常平实:现在准备办一个栏目,舆论监督性的,在每天《新闻联播》之后的黄金时段播出,想到了两个主持人,一个是你,一个是北京电视台的方宏进,你考虑一下。
  这个短短的电话,给我提供了几个特别重要的信息,最让我兴奋和意外的是,国家电视台居然能在每天黄金时间播舆论监督。在这之前央视有点舆论监督色彩的节目是《观察与思考》,一周一次,有时候还要断顿,遭遇各种各样的阻力。
  那时我在《经济半小时》,做的也都是深度报道,也参加过《质量万里行》,典型的舆论监督节目,但我从来没有想到,会有一个栏目天天播出,这是什么力度?
  我那时候还不认识方宏进,我暗自比较了一下,我们两个人有相似的地方吗?为什么会首先想到的主持人是我和方宏进呢?
  没有下决心最重要的理由,是当时我正在办《一丹话题》,《一丹话题》是赵化勇点的题,当时他是经济部的主任。这里链接一下,当时我想办一个小节目《黄金书屋》,介绍经济界学人、经济类的书,好像一个书屋女主人那样。我和赵化勇谈这个想法,他说,你可以办《一丹话题》,你适合办言论性节目。在这之前,从来没有人告诉我,你适合什么,那是赵化勇对我非常重要的点拨,是我职业生涯中得到的非常重要的建议,于是就有了《一丹话题》。
  南方周末:但你还是去了《东方时空》。
  敬一丹:那时《一丹话题》正在办的过程中,就好像一个小婴儿,不能一下子就撒手。我一边办着这个,一边就注意着孙玉胜他们的准备。《东方时空》是一个孵化器,它一开办的时候,我们全台的铁饭碗都在关注,《东方时空》会是什么样子。
  开播那天,我是早上上了闹铃起来等着看的,那个时候早晨完全没有看电视的习惯,早上上了闹铃看电视这是第一次。
  刚播出的时候,先放一个《东方晨曲》,一个鸽子飞过来,我浑身起鸡皮疙瘩。我现在还记得那个情景,一大早我们家就我一个人起来了,看着电视,我当时还不能说这是一个历史性的瞬间,但是我就分明觉得,和我们平常办的节目很不一样。后来再办《焦点访谈》,我就会想象:会是怎样的。
  南方周末:和你的判断有出入吗?
  敬一丹:我记得《焦点访谈》第一期,并不是我预想的舆论监督节目,很稳重地在谈国库券的发行,挺中性的。
  我观察了很久,它唤起了我:这是央视黄金时间的舆论监督节目,如果我能身在其中,那真是赶上了。
  我跟孙玉胜说,过一段时间我来,还行吗?孙玉胜也特别简单地说:什么时候都行,等你。我在《一丹话题》办了一年的时候,果断结束,录像时直接把告别的话录完了——你们谁都不能说服我了,我去意已决。
  《一丹话题》结束在问号里,最后三期节目是关于道德的问号。那是1994年,对于道德困惑,我也无解,我深知像《一丹话题》这样一个小作坊式节目再这么做下去,我会没有弹性的,因为决定节目内容的几乎就是我自己。我也看到了《焦点访谈》那种集团式的作战,很前沿,很现代,最重要还是:舆论监督这种节目能出现在中国电视上,没什么能比这个让我更兴奋。
  2014年初,《焦点访谈》曝光东莞色情服务业,当期节目的主持是敬一丹。
  “过把瘾就死,不是成年人的态度”
  南方周末:突然转向一个舆论监督的节目,你有适应期吗?
  敬一丹:有很长的适应期。我一上手做的第一个节目,制片人就说我锐度不够。
  北京市有些人滥印地图,印错了,我拿着这个印错的地图说,这有多严重,会带来多少麻烦。制片人说,你得往下挖,谁印错的。这还用挖?底下都写着某某出版社。不行,你得找到这个人,采访他——这和我在经济部时的工作方式不太一样,经济部说出现象就行了,不一定要挖到这个人。
  我就去采访,是一个专业出版社,我拿着地图找主编。主编一看就是一个老编辑出身的文人,说真是对不起,我们这个出版社是学术出版社,技术性的,这个书籍出一本赔一本,我们刚批了一个综合编辑部,还能挣点钱,刚印了一个地图就印错了。我实在不忍心采访他了。
  怎么办呢?我说你把责任编辑找来,好吗?责任编辑来了,一个刚出校门不久的,二十多岁的小伙子,拿着羽毛球拍进来的,兴冲冲地问什么事。他们头儿跟他说,这是央视记者,了解了解情况。
  我本来想问,你知不知道把地图印错了,后果有多严重吗?可是一开口我就变了问法:你以前印过地图吗,编过地图吗?那个小伙子说没有,这方面实在没有经验,确实弄错了。
  从这个责任编辑到那个主编,都一副认错的态度,我判定这不是恶性的,只是过失,没强调他们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把那个小伙子由于经验不足带来的原因编进去了。就这样,我心里还在想,节目播了,这个小伙子将来还能评职称吗?
  头儿看了以后说,太没有锐气了,没有锋芒。孙玉胜也跟我说,你不够前卫。中央电视台评论部,口号之一就是“前卫”。
  我试图改变。做了一个“假种子”事件。湖北出现了假种子,我们到现场,看到愤怒的农民把粮库砸了一个大窟窿,误了农时了。我也很愤怒,到处找县长找书记,找不着,人呢?办公室的人告诉我们,县长、书记全都到第一线去了。《焦点访谈》的思路是:真的吗?在哪?我们跟过去。
  县长和书记真在那儿,带着农业科技人员教农民紧急情况下的育种。我就想,我不能在只用被农民砸烂的粮库的镜头,也要用县长和书记如何紧急处置。如果只停留在粮库的大窟窿上,再渲染一下:它如何误了农时,如何影响了农民,伤害了农民利益,这个节目会很火,但后面才是我所看到的全部。
  后面这部分用上了,我起了个题目叫《谷雨话种子》,不是冒着火星的标题。节目播出以后,他们也说“有点温”。《焦点访谈》在那个锋芒毕露的年代,“温”是一种很大的批评。
  南方周末:你接受这种批评吗?
  敬一丹:节目要求和我性格之间确实有冲突,但我也确实不愿意违背内心,我宁可节目温。我的弱点可能真不太适合短兵相接。好人犯错,我下不去手;真正的坏人,我斗不过他。当然我也没有怎么遇到过真正的坏人。
  我去采访失足少年,摄像在旁边说,你跟那个少年犯说话怎么像孩子的大姨似的?在我眼里他首先是一个少年,然后才是“犯”。
  后来《焦点访谈》实行了总主持人制,我们这几个总主持人更多从事演播室的工作,我就慢慢感觉对位了,演播室需要和现场拉开一定距离,它需要沉下来思考,主持人的言论不仅仅是锐,更重要的是分寸。
  南方周末:锐和温之间的分寸,怎么平衡?
  敬一丹:一次在《直播中国》里的一些采访细节,我就放弃了。
  采访一个女孩,她家境非常困难,爸爸在小煤窑做事,她去给爸爸送饭时,小煤窑出事了,女孩提着一瓦罐的午饭,眼睁睁看着她父亲出不来了。先期已经确定了这个女孩可以接受采访。我看着她,七八岁的样子,我说不能采访。为什么啊?物色的几个小孩里,这是最困难的,也是最有效果的。我不能让这个女孩再重复自己看见父亲再也出不来了的那种情景,我绝不能采访。
  我问女孩,家里还有什么人?说还有叔叔。成年人承受能力比较强,我说可以采访叔叔,让他来复述矿难情景。后来这个小女孩只是在镜头里出现,我都没有让她说话。
  这种放弃,可能会让一期节目失去了一个看点泪点,但会让我内心安宁。
  而且常态也不一定不能说明问题。我们后来采访了一个家境平平的小女孩,叫杨芳,父母双全,有个姐姐,都是普通农民。我就看她画画,画的熊猫、竹子什么的,全都是蓝色的,我问她竹子什么颜色的,她说绿的,我说那为什么用蓝的呢,她说,我只有一支圆珠笔。这就成了一个点。老师说他自己也没有彩色粉笔,要画一朵红花,只能用白色粉笔泡在红墨水里晒干了,变成红粉笔,给同学们画一个红色的花。
  这组镜头播出以后,这个小姑娘收到了全国各地寄来的几百盒彩色的笔,老师把这些彩笔分发给了同学们。
  南方周末:这是对待弱势群体,对待强势群体呢?
  敬一丹:《焦点访谈》对人的干预很厉害,他们用了一个词说《焦点访谈》“毁人不倦”,经常我们节目播出第二天,对方就乌纱落地,对这些人来说,命运就改变了。
  《焦点访谈》越火,我就越觉得我们得谨慎,你的每一个镜头,都可能影响这个人的命运,不管他是强势还是弱势。
  我们要承认自己的有限,否则明天我可能会为我昨天说的话脸红。当特别热闹的现象出现,节目必须面对它的时候,我要“留有余地”,我不会在节目里做出欢呼状,经常会是问句,留一点空间,空间是留给观众的,也是留给时间的。
  过把瘾就死,不知道死过多少回了;过把瘾就死,也不是成年人的态度,我们不是要很多愤青在这儿表达。
  《焦点访谈》最初,如果拍到不许拍照、推搡记者挡镜头时,特别暗自兴奋,初期时这些镜头我们直接编到节目里,很有力量,大家一看就会觉得:那是坏人。但这种判断太简单了。
  后来我们主动减少,甚至不让用这些镜头了,应该说《焦点访谈》从最初的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慢慢也变成了讲理的中年人。

敬一丹就要退休,近距离看看这是个怎样的人

  敬一丹与崔永元
  “你可以简单地把她们看成坏女孩,我不能”
  南方周末:你怎么看待今年初《焦点访谈》做的“东莞系列”,影响很大,质疑也很大。
  敬一丹:东莞这期,是一边制作编辑,一边在录演播室部分的。我还没看到编成的节目,就已经在录演播室了。后面的大屏幕,镜头是一排女孩站在那儿等待挑选,我说不能用,他说我们只能在那几个镜头里选了,我说你可以用街景,招牌不是也能说明问题吗?
  演播室工作环节,我和其他工种不是上下级关系,但是那天,我坚持所有有女孩的镜头都要打马赛克,看不出面目的时候,才录。有女孩的近景也不行。我最直觉的想法就是,她们家人看到会怎样呢?
  从某种意义上说,她们是这个事件的最末端,事情根源,不能最后落在这些女孩身上,你可以特别简单地把她们看成坏女孩,但是我不能。
  让我特别难受的是,节目播出后,我看见有些女孩没有打马赛克。我就问他们,为什么这些女孩没有打马赛克?没人给我一个回答;我说为什么那些经营者有的反倒给打了马赛克呢,你要保护他们的隐私权,还是保护他们正在调查事件的权利?但那些女孩不是更应该保护吗?我觉得这个不用什么大词,最朴素的想法,她如果是你的邻居呢?她们还那么年轻,这是人之常情,还不要说新闻伦理。这件事让我特别难过。
  北京大学电视研究中心,每年底有一个电视批评的发布,叫“掌声与嘘声”,其中的嘘声就给了屏幕上那个该打马赛克而不打马赛克的现象。这种情况屡屡出现,这个很容易被理解的新闻伦理,为什么会屡屡突破底线呢?
  我且不议论这个报道怎样组织的,报道频次,都有值得我们思索的地方,仅仅是离我最近的这个细节:片子里边为什么不打马赛克?
  后来我看到其他媒体同行对东莞事件的后期调查,我觉得有些就是负责任的,不是那种热闹的。
  南方周末:有人批评《感动中国》没用,你当时表示不理解,现在认同了吗?
  敬一丹:有它这个世界会变得更好,没有它会有缺失。什么叫有用,这个用是直接推动吗,能立竿见影解决吗?我还是很看重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存在。《感动中国》,我最肯定价值,就是它是给我们信心,在一个我们经常感觉混乱的时候,这些很单纯的人给我们一种信心。如果没有这种信心,我觉得很危险。
  我一直弄不清,网上吐槽的人,是认真的,还是有点故意的?当我和他面对面的时候,在真实生活中,他也这样吗?
  你凭什么说“必须”,你为什么要说“应该”
  谈小崔
  小崔有病,大家特别心疼;小崔睡不着觉,所有会安排在下午和晚上开,让他上午睡觉,没人抱怨,大家都心疼他。
  幽默只不过是观众看到的小崔的一部分而已。大家觉得我看起来很严肃,但是就认真程度来说,小崔比我更较真,他会奋不顾身地论战,他也才会抑郁。
  谈白岩松
  白岩松没人心疼。
  白岩松一天干多少事,他几乎是我们频道最忙的一个主持人,大家都觉得这是他应该做的,也能做。
  有次白岩松骨折了,拄着拐来直播。直播完了,夜里头,一个孤独的身影拄着一个拐,走出我们的楼,自己上车了。我说你没找个人开车?他说,自己开,没事儿。
  白岩松承受力极强,不论是体力上还是精神上。我经常会为小白捏把汗,看他在节目里头表达,我就紧张,每次他又总能把话绕回来,在一定的空间里,他对边界还是有把握的。
  谈方宏进
  如何面对镜头,如何面对话筒,我们要去专门训练,很少有人在镜头前保持常态。老方天生就不在乎镜头。
  小水有点明星相,小崔特有人缘,小白是超出常人的锐利,老方和他们都不一样。老方是平实、平常,跟人家没有距离的家常感。
  老方永远戴一条领带,一是他懒,二是他说:你不要注意我穿什么,要注意我说什么。我挺欣赏他这句话的。
  南方周末:你曾跟温家宝反映,1998年《焦点访谈》舆论监督占了47%,2002年降为17%,现在还占多少?
  敬一丹:我还没看今年的统计。说一点感觉,我值班主持的这一周,假如没有一条舆论监督的节目,我会问自己,我还是在《焦点访谈》吗?
  南方周末:舆论监督力量曾经突破了多少禁区?
  敬一丹:当时大盖帽是权力的象征,是警察叔叔,还可能是工商,它出现在镜头里的时候,是很醒目的,真的看着一点点在突破禁区。当然老百姓也批评我们,你们就是刑不上司局,只能打打苍蝇,不能打老虎。我就说,苍蝇不也得要打吗?我们一时上不了司局,县级以下,也是应该打的。我们当然需要打老虎,但是打老虎需要条件,同时我们还得问,自己是武松吗?
  南方周末:《焦点访谈》是什么时候变的?
  敬一丹:它是渐变的,不是到哪年就变了。我把它分成早期和现在,早期的,1997、1998年的《焦点访谈》,是有锋芒的,现在就变成了“你懂的”。
  《焦点访谈》的兴衰和媒体环境相关。最初《焦点访谈》一花独放,那个时候“舆论监督”对很多老百姓来说还是生词,他们是在自家电视上看,用这么通俗的方式了解到,我还可以这样说话,我还可以这样实现我的权利。那个时候的公民权利、宪法,存在,但离自己挺远,《焦点访谈》让他觉得离得近了。
  当时很多地方台都出现了类似《焦点访谈》的栏目,形成了一种电视现象。我常和地方台的朋友说,不是因为我们多能干,而是因为它在国家电视台,有尚方宝剑,也就是顶层支持。在中国这片土地上,舆论监督是需要顶层支持的。朱镕基总理就是善用舆论监督的典范,如果没有当时他自觉主动地运用媒体,就不会有《焦点访谈》那样的锋芒。
  南方周末:你曾说是地方政府和部门的意识和接受程度出了问题?
  敬一丹:有舆论监督就有反舆论监督。说情在很多地方成了组织行为,最初的说情是老乡、同学,后来变成了组织行为,有些地方的主管部门来说情。有人说《焦点访谈》门口排了两排队,第二条队伍是隐性的,是我们看不见的,这也是中国特色。
  还有就是媒体环境,现在的年轻人,远离传统媒体,包括《焦点访谈》。
  2010年左右,我去中国政法大学讲座,台下很多本科生,我问了他们三个问题:
  我说同学们没看过《焦点访谈》的举手。都没举手,心中暗喜。
  第二个问题,谁现在还看《焦点访谈》?也没人举手。我的目光和几个人相遇的时候,有几个人举手了。我猜他肯定会说,我妈特喜欢看,我爷爷、我姥爷特喜欢,给我一个小面子。
  第三个问题,谁在用微博?全礼堂的同学都举起了手。
  我不知道说什么了,我明天怎么办电视栏目,我明天还有观众吗?活生生的选择就在我眼前。后来我把这三个问题问了不同学校的学生,包括北大,云南、江西甚至西藏大学的学生,答案几乎一样。
  但我至今不太理解的是,他们都不看《焦点访谈》了,为什么还愿意来听我讲座,愿意和我面对面交流呢?
  南方周末:有答案吗?
  敬一丹:说明人们对传统媒体还有期待。
  这些年轻人扑向了新媒体,渐远了我们,可是为什么他们还有热情来听一个传统媒体人,一个辈分是他们阿姨、妈妈的人,来做这个交流?
  他们毕竟是看着电视长大的,还有,大家没有完全失望,还有期望。
  南方周末:怎么能恢复期望?
  敬一丹:比如说电视人的姿态。我们经常能听到祈使句,不光是电视,很多媒体也经常会说“要”、“必须”、“应该”……你凭什么说“必须”,你为什么要说“应该”?我把这样的话当成忌语。我开不了口。有几次,所有工种停下来,我在那儿改,这不是换掉一个词的事,这是一种态度。
  柴静曾把我作为案例来分析,她说敬大姐是那个年代过来的人,可是她却拒绝那个时代的语言。但有些比我年轻很多的人,为什么一到说“要力度”的时候,一说这是上面的命题作文时,就会大量出现“要”、“必须”、“应该”。
  一部分原因是偷懒,说套话最省事;还有更让我不安的可能,就是他们觉得,这样做领导喜欢。
  祈使句,过去我不能容忍,现在在多元选择的环境里,更加不能容忍。原来人家也没有别的选择,容忍你了,今天如果电视还保持原来那种姿态,你还有明天吗?
  南方周末:微博、自媒体会取代传统媒体的舆论监督功能吗?
  敬一丹:不是取代,可能是一部分转移。就权威、专业、准确、全面、公信力来说,主流媒体还有很多事可做。
  这两年,中央电视台和《人民日报》同时开办了一种节目,针对网上流言和谣言,三天两头做真相调查。一开始我觉得这个挺好,网上声音那么嘈杂,我们专业记者去调查,给大家一个真相。做多了后我想,现在的《焦点访谈》难道是要在这儿当一个谣言粉碎机吗?我们的这种参与,也形成了这个时代的特点。
  你说能取代吗?我觉得会有一段共处。很多事网上传了几天,我们再来报道,可能可以直接推动事情的解决——网上发酵的过程中,形成了舆论力量,接下来主流媒体关注,可能形成改变的力量。

敬一丹就要退休,近距离看看这是个怎样的人

  敬一丹去高校和学生交流
  “写着敬一丹收,我就不能觉得这事跟我无关”
  南方周末:《声音》攒了几年的来信,都是你自己拆的、自己挑的吗?
  敬一丹:也有几个朋友帮我挑选,最后是我来定。拆不过来,我办公室的信谁都可以拆。现在写我收的信已经大大减少了,可能因为手写的信也少了。我们台建了一个网络平台,专门接收观众来信,给我个人的压力要减少很多了。那时候我会想,他写《焦点访谈》编辑部收,这信我可以不看,但是他写着敬一丹收,我就不能觉得这事跟我无关。
  我要不做《声音》那本书的话,可能我也快抑郁了。最直接的想法,将来我女儿那代长大以后,如果想知道1990年代中后期中国老百姓在说什么,这也是一种民间文本。
  做书时有几个细节,我公公看了看我写的稿,问,一丹要干什么?说要写一本书,把观众来信编在一起。他说,这在1957年就是右派。
  出版社把书送去做版权手续登记时,新闻出版署说,这书算什么类别?不知道,后来勉强给了一个新闻评论类。既然过去没有,过去也不许它有,而1997、1998那个年代可以有,我就更能说明书的价值了。
  南方周末:白岩松说,只有你会认真拆读者写的信,还尝试转给有关部门,有解决了的案例吗?
  敬一丹:没有,我们不是信访部门,也不能要求我们把信转完了后要一对一答复。其实我们也没有一个官方的法定渠道可以转,也许我看到了,恰好有个相熟的关系,这样才能转。
  南方周末:后来你成了政协委员,是不是就转到另一个通道解决了?
  敬一丹:只能说解决一些,我当了10年政协委员,5年人大代表,其实在哪儿角色是一样的。我那天看到白岩松打电话,在跟人特别热情洋溢地说一个提案,像我和白岩松,只要有一种渠道,我们就要用这种渠道热情洋溢地说。
  南方周末:你后来跟央视东门排成长队的上访队伍还有交集吗?
  敬一丹:我刚到《焦点访谈》时,在门口接待过一群上访的,为首的是位律师,关于土地的事,我问她,你为什么会领着他们到这儿来,为什么不走法律的程序呢?这个女律师跟我说,我们更相信舆论。后来我们台就对主持人有要求,不允许在东门口接待来访。
  南方周末:她的材料你收了吗?
  敬一丹:拿回来了,进了选题研究,但没做成节目。
  2003年,我当政协委员的时候,办了一个栏目叫《声音》,我对“声音”这个词情有独钟,我的书叫《声音》,这个栏目也叫《声音》。
  这个栏目的声音,是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声音。每年两会,倾盆大雨一样的信息宣泄,很多议题往下做,都是一个小小的调查报告,但是两会过了都没声音了,我觉得是资源浪费。
  节目就是把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提案议案电视化。我当时是想办成一个场外议政,只不过没有叫这个名字而已。
  当时起了两个名字,一个叫《议论风生》,一个叫《声音》,我一直觉得议论风生是一种特别健康的社会气氛,议论风生的反义词就是万马齐喑,是1957年以后的那种社会气氛。后来往上报的时候,选了《声音》。
  我还想了一句广告语:放大弱者的声音,传播智者的声音。这句话我是有感而发,媒体天天传播声音,有平庸的声音,甚至有错误的声音,有多少是智者的声音?
  政协委员里有很多精英,他们很多是值得传播的智者的声音。
  《声音》存在了一年,有些选题和《焦点访谈》很相近,在栏目归并的时候,就和央视论坛合并了。
  “我和先生结婚33年了”
  南方周末:当年你考了3次,一定要读广院的研究生,为什么?
  敬一丹:我是末代工农兵学员,76级,是“四人帮”打倒以后,高考还没有来得及恢复的拨乱反正时期,上的大学。
  我庆幸上了大学的时候,77级入校了。他们的学制为什么是4年的,他们的课程设置为什么比我们多?我们教室里有台电视机,他们教室没有,有一个同学就总到我们教室来看电视,看的是陈琳英语。我们是学习普通话播音的,他为什么要学英语呢?
  临近毕业了,我说我还可以再参加高考吗,人家说你已经算是接受了高等教育了,不能再参加高考了。但我们连英语课都没开过,那么多课程都没学过。
  这时候听到了一个陌生的词,研究生。我还没懂什么叫研究生的时候,我毕业了,1978年。班主任跟我们说,现在中央正在开一个重要的会议,这就是著名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后来我到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播音,在哈尔滨到处问,你们谁认识研究生吗?找到几个哈工大研究生,都是理工科的。我的研究生怎么考?没有一个人能告诉我。为了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走进了研究生考场,目的是看见卷子。
  知道我第一年拿着英语卷子是什么感觉吗?我想到了我奶奶。她不识字,只能让我们给她念远方儿女的来信。我拿着卷子就是那种感觉,认识的字母连在一起,全都不认识。一看开考不到半小时,还不能出场。看看旁边人,他们怎么都会呢?自卑。闲着也是闲着,填空吧,这行都填A,那行都填B。这份卷子让我知道了我跟研究生之间的距离。
  还有一个重要收获,那次考试我认识了我丈夫。我们在同一个考场,他是75级的,要考经济学院。
  我考了三年才考上,他也考了三次,也是没学过英语。我第一次没考上的时候,我在犹豫,还考吗?他说当然考了,一点儿没有犹豫。
  后来我就去夜校学英语,同学很多年纪都比我大,都是老知青,拎着网兜,网兜里装着一个饭盒,饭盒里边那个勺一直响,就进了教室,有的都是拖儿带女了。
  我生活中没有那种愤愤不平。每一代都有自己一代的倒霉,每一代有每一代的幸福,你就赶上了这一代,没当知青的人,他就真的获得很多吗?
  南方周末:网上很多流言,说你改嫁了一个超级富豪,你为什么从来不解释?
  敬一丹:我们已经结婚33年了,怎么可能会有什么所谓的大款呢?我认识我先生的时候,他是一个党校老师,教经济学的。我后来还偷偷听了他的一堂课,他正在讲一把斧子换五只羊,讲货币的产生。
  我先生是那种人,我们俩一块在松花江边夕阳下散步,我觉得少男少女们得说点什么,这个有着经济学背景的人跟我是这样说的:这个沙滩这个沙子,在这儿不是商品,如果把它运出去,附加了在运输过程中的劳动,它就变成了商品。
  网上三天两头编造的我们的月收入,谁的女儿干什么,拿出来晒一晒,谁的老公拿出来晒晒,是不是没有什么别的可说了呢?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就是这样一个教员,经济学教员,后来是公务员。
  再后来他下海,组建了华泰保险公司。网上又说身家多少,这个企业是股份制,有些人可能误解,以为这是自家的,身家上亿,其实他就是一个股份制公司的经营者而已。
  可能也和我是A型血有关,A型血的人做事比较认真,有长性。我筹办《一丹话题》时,就在想,我如果办不好最后怎么结束呢?所以久久没办。你看我这么多年,栏目不换,老公不换,车也不换,我那车都开了十几年了,才开了7万公里,可能就是那种其实骨子里并不是一个寻求变化的人。
  南方周末:女儿在国外做什么呢?
  敬一丹:做一个公益项目,叫“美丽中国”,一个支教组织,是在中美名牌学校招聘应届毕业生,到教育资源贫乏的地区从事两年职业教师的工作。他们不是志愿者,也不是雷锋,是职业教师,“美丽中国”这个机构负责筹集善款,为这些教师做培训和发工资。
  我女儿在这个机构里,负责在美国的募资,我们很欣赏她这个选择。有一次她说,她沟通的对象捐了5000块钱,特别高兴,特有成就感,我也挺为她高兴的。网上动不动就给她报一下,说敬一丹的女儿嫁给谁谁,我女儿看了说,我都结婚两年了,还爆呢。
  “他们很多人不太理解赵老师”
  南方周末:你准备怎么规划自己的退休生活?
  敬一丹:两三年前我身边的一些人开始退休。我们台的化妆师徐晶老师,退休前跟我聊天,她做好了各种各样的准备,状态特别积极,心态非常平和,我当时想我要以这种状态走向离开岗位的那一天。现在我好像比原来更在意每一次主持,每一次我想这是倒数第多少次。
  南方周末:会因此有特别的热情吗?
  敬一丹:应该说有特别的珍惜。“热情”可能10年、20年前我会用,现在可能用“珍惜”更准确。
  以后我也会经常去北大,比如北大的艺术硕士的课程,招生到论文答辩,一直到毕业,我都有参与。
  我现在母校的方向有点意思,原来我在北京广播学院当老师的时候,很没底气。我拿什么给你,我的学生?离开之后,我反倒觉得我愿意和学生交流了。最初是和播音专业的同学交流,后来扩展到电视学员,以及在职的同行交流,最近这几年,更多的是在培训媒介素养,特别是领导干部的媒介素养,这个起步是从培养新闻发言人开始的,后来扩展到我们国家的官员阶层。
  南方周末:怎么培养?
  敬一丹:培训首批新闻发言人,第一次是邀请我和白岩松讲课。其中有一课叫《记者眼中的新闻发言人》。从记者的角度来看新闻发言人,挺有意思的。讲第一课时,我说,很多年前我给教育部打了电话,问一个数字,当时很多教师流失,学生流失,教育部有没有这个数字。教育部信息中心的人在电话里冷冷地回答我:你打一个电话,我就能告诉你这个数字吗?那你还需要我做什么?你得开单位介绍信,非常官腔。
  我想到这个细节,看到眼前这么多政府部门的新闻发言人,我觉得这真是一个进步,我们居然要有新闻发言人了,要讲信息公开了,一个记者和一个被采访的人会有这种交流。这么多年走到今天,从培养我们国家第一批新闻发言人开始,到现在有10年了,我一直没有离开这样的课堂。
  南方周末:还会继续做节目吗?
  敬一丹:我内心特别喜欢那种走出演播室的节目。2001年中央电视台开了第一个直播栏目,叫《直播中国》,我很喜欢,挺养人的节目。做《焦点访谈》有时候过程很痛苦,我享受的是这件事带来的结果,对我们现实生活的某种推动。《直播中国》是人文地理,你可以享受它每一个细节和每一个过程,享受到什么程度呢?有时候我觉得不是在做节目了,好像播出不播出也不那么重要了。可惜那个栏目在央视存在没有多长时间,一年,我现在还经常回味。那个节目培养了一支职业的直播队伍。在这之前央视一说到直播,就是举全台之力,而《直播中国》把它变成了常态。
  南方周末:像你这样因为年纪退休很可惜,如果在CNN,你刚刚到黄金期。
  敬一丹:有些事不能比,你说的不是我们的电视台。不但是60岁是一刀切,55岁,如果你不是高级职称的话,按照我们现在的体制,已经退了一大拨了。我的同班同学是在四十多岁的时候,在地方电视台退掉的,那时他们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人在四十多岁的时候状态是最好的,尤其是女主持、女播音员,但地方电视台几乎全部退掉了。我曾经多次在界内研讨会上说到这个现象。可能是电视太年轻了,观念也太年轻了,这也是一种不成熟。
  但是这事也特别因人而异,国外的电视台到七八十岁依然能在镜头前工作的人,那是优秀中的优秀,中间不知道淘汰了多少人呢。将来在中国电视上是不是有一些特别优秀的,依然能够白发苍苍地出现在大家面前的,也会有的,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这种可能。
  南方周末:赵忠祥是这种类型的吗?
  敬一丹:他是这样的。从中央电视台正式退休以后,应该说他的空间就不仅仅是CCTV了,赵忠祥老师所参与的节目,都是其他节目聘请的。过去赵老师出现的时候,曾经是《新闻联播》、《动物世界》、春晚,他给大家的感觉是特别的主流,有的时候是国家形象。现在我们看赵老师出现在各种各样的场景里。
  他们很多人不太理解赵老师,赵老师年轻的时候在《新闻联播》,那时候我们家还没电视呢,赵忠祥老师是在寂寞中坚守了那么多年。在《新闻联播》、在春晚,他一直保持着那种敦厚的形象,老了还不让人家性情一下?
  现在你看赵老师参加的节目居然还有选秀,还有跳舞,有的人挺不理解的,说赵老师你这么大岁数,怎么什么节目都参与呢?其实我对赵老师有一点理解,赵老师外在约束和自我约束了一辈子,退休以后也想轻松一下,为什么不能这样玩一下呢,为什么不能这样快乐一下呢?我看现在赵老师状态还挺好的。


标签:焦点访谈 黄金时间 敬一丹 电视台 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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