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AP手机版 RSS订阅 加入收藏  设为首页
传记

《朱德传》第01---04章

时间:2017-4-16 11:12:10   作者:淘乐网   来源:cnxc110   阅读:1584   评论:0
内容摘要:  一、佃农的儿子  四川省北部的仪陇县,位于嘉陵江中游的东岸,是嘉陵江和渠江之间的一片狭长的丘陵地带。境内山峦起伏,沟深谷狭,居民主要从事农业。这里缺水少矿,土地贫瘠,是四川的偏僻山区。但嘉陵江向南经过重庆流入长江,还有一条驿道穿过仪陇可以通往成都。所以,外界的消息还常能传到这...
  一、佃农的儿子
  四川省北部的仪陇县,位于嘉陵江中游的东岸,是嘉陵江和渠江之间的一片狭长的丘陵地带。境内山峦起伏,沟深谷狭,居民主要从事农业。这里缺水少矿,土地贫瘠,是四川的偏僻山区。但嘉陵江向南经过重庆流入长江,还有一条驿道穿过仪陇可以通往成都。所以,外界的消息还常能传到这里来。
  仪陇县城坐落在金城山的半山腰上。金城山东南约三十七公里,有一个马鞍场,它因镇旁有一座马鞍形的山而得名。马鞍场西北约两公里处,突起一座山粱,一峰屹立,松柏参天,草茂林密,叫琳琅寨。一八八六年十二月一日(农历丙戌年冬月初六辰时),朱德就诞生在琳琅寨脚下李家湾一个佃农的家里。
  朱德的祖上原是广东省韶关县的客家人。明末清初,由于连年不断的战争,加上战后流行严重的疫病,使四川人口稀少,荒地很多,有些城镇甚至成为虎狼出没之区。清朝统治者为了稳定它在四川的统治和征收赋税,采取一系列增加人口、恢复生产的措施,展开了大规模的移民活动。大群大群的外省人经过长途跋涉,迁移到四川,其中尤以湖广人居多,历史上称它为“湖广填川”。朱德的祖先就是在这个时候入川的,最初在川北的广安县、营山县一带流动经营小商业来维持生计。清朝乾隆末年,朱氏第三代的朱文先带着第四个儿子从营山迁到仪陇县马鞍常后代在马鞍场的大湾定居。随着家族的繁衍,人们便称这里为“朱家大湾”了。
  朱邦俊是朱德的祖父,在他上一代还有老业田三十挑(一亩约为五挑),到他那一代,四兄弟平分,只得到七挑多地,加上人丁兴旺,这点地已不够维持生计。于是,在一八八二年把土地和草屋典了三百吊钱,作为资金,领着全家到离大湾两公里的地方,租佃了琳琅寨西麓李家湾的地主丁邱川家八十挑田土耕种。从此,朱家沦为贫苦的佃农。
  朱德出生时,全家共有十一口人:祖父母朱邦俊和潘氏,伯父母朱世连和刘氏,父母亲朱世林和钟氏,还有三叔朱世和、四叔朱世禄,大哥朱代历、二哥朱代凤,姐姐朱秋香。他的父母一共生了十三个儿女,因为家境贫穷,无法全部养活,只留下了六男二女,后来再生下的就被迫溺死了。朱德在姊妹兄弟中排行第四,在兄弟中排行第三。在封建社会里,男子在家庭中特别受到重视。老人担心男孩子出生后养不大,便以动物命名,想用来骗过那些专门捉拿男孩子的“鬼怪”,给朱德取乳名叫“狗娃子”。
  朱德的父亲朱世林,一生都在家里劳动,从未出过远门,“赋性和厚,为人忠耿,事亲孝,持家勤”①。每天都是起早贪黑地在地里干活。但由于没有文化,思想比较狭隘。
  朱德的母亲出身于姓钟的贫苦人家。她身材高大,“有着一般农妇的强壮的体力”,性情“贤淑和气”,“从来不发(脾)气,不打人、骂人”②。
  在这样人口众多的大家庭里同长辈、叔伯、妯娌都能和睦相处,对朱德更是特别爱抚。“她不嫌弃人,爱穷人,给叫化子也要说几句话”。③她又是个好劳动力。每天天不亮就起床,煮了全家的饭,还要种田、种菜、喂猪、养蚕、纺棉花、挑水、挑粪,在生朱德前一分钟还在灶前煮饭。母亲的一言一行深深地影响着朱德。朱德从幼年时起便在母亲身边帮助干活。他在一九四四年回忆自己的母亲时,还深情他说到:“母亲那种勤劳俭朴的习惯,母亲那种宽厚仁慈的态度,至今还在我心中留有深刻的印象。”他还说道:是母亲“教给我生产的知识和革命的意志”,教给我“与困难作斗争的经验”。
  ④
  佃户家庭的生活自然是艰苦的。人口的增多更使家里必须十分节省才能维持生活。他家的住房原来是地主用来存放粮食的仓库,光线昏暗。全家从来没有吃过白米,多半是吃豌豆饭、菜饭、红薯饭、杂粮饭,油盐很少。过年时宰一头猪,要留着吃一年,只在过年过节时才可以吃到。遇上好年成,可以做件新衣服,平时就没有了。鞋子是家里自己做的。点灯用的也是自己家打的油。少年时代这种艰苦简朴的生活,给朱德留下深刻的印象。
  全家后来有二十多口人。朱德回忆道:“勤劳的家庭是有规律有组织的。
  我的祖父是一个中国标本式的农民,到八九十岁还非耕田不可,不耕田就会害病,直到临死前不久还在地里劳动。祖母是家庭的组织者,一切生产事务由她管理分派,每年除夕就分派好一年的工作。每天天还没亮,母亲就第一个起身,接着听见祖父起来的声音,接着大家都离开床铺,喂猪的喂猪,砍柴的砍柴,挑水的挑水。”⑤有人为他祖母所写的寿文也称她“事无钜细,皆躬自纪理无遗绪”,“内治殊谨严,令子侄皆以力事事。”⑥自幼所过的这种有规律有组织的生活,对朱德的一生也是有影响的。
  他小的时候,脾气很倔强,干什么事情,一干就干到底。他从小喜欢锻炼身体,爱爬山、游泳,还翻杠架,所以身体一直很健壮。
  由于世代贫困,朱德家祖祖辈辈没有一个识字的人,饱受着没有文化的苦痛。朱德说:“我是一个佃农家庭的子弟,本来是没有钱读书的。那时乡间豪绅地主的欺压,衙门差役的蛮横,逼得母亲和父亲决心节衣缩食培养出一个读书人来‘支撑门户’”。⑦一八九二年前后,仪陇县一带兴起种植鸦片,百姓的生活比以往富裕了些。朱德家的经济情况也开始有所好转。那时,清朝政府的苛捐杂税非常严重,“可是这些交粮催差的,就怕读书人”,因此,朱家几房人决心省吃俭用,送一两个孩子去念书,近一点说,可以为家里抵挡税吏、差役的欺侮和“帮助家里打打算盘”⑧;远一点说,还期望今后能改变朱家的生活和地位。
  这样,一八九二年,也就是朱德六岁的时候,老人把他们兄弟三人送到本姓家族办的药铺垭私塾就读。塾师是朱德的远房堂叔朱世秦。他一面教书,一面行医,正房当作教室,用旁边的偏房开了一个小小的中药铺,药铺垭私塾就因此而得名。读书不用花很多钱,一年四百个铜钱。私塾离家不远,白天去读书,晚上回来,中午还要回家吃饭。朱世秦按朱氏宗谱的排行给朱德取名朱代珍。在药铺垭读书的全都是农家子弟。朱德在学生中的年龄最小,但他聪明、肯学,记得的字最多。朱世奏因为朱德书读得好而特别喜欢他。
  朱德从《三字经》学起,读完了《大学》、《中庸》、《论语》,还读了《孟子》的一部分。
  他在药铺垭私塾读了一年后,因为老师“教得不太行”,又改读丁姓的私塾。这个私塾的主人,就是朱德家租佃他家田地的地主。私塾丁老师是一个秀才,课讲得比药铺垭私塾要好得多。读了不久,两个哥哥回家种地了,朱德因为年纪小,又过继给了伯父,能够继续读下去。他在丁家私塾读了两年,除读完了四书外,还读了《诗经》、《书经》,并且开始学作对联。
  佃农的家庭真是多灾多难。租种地主的田地年年要交纳租粮,“一年除去五十担纳租以外,余下的将将够吃”⑨,终年不得温饱。如果遇到灾年,日子就更加难过了。
  一八九五年,“地主欺压佃户,要在租种的地方加租子”,朱德家里没有力量交纳地主的加租,地主的管家就在除夕那天突然来到朱家,逼着他们退佃搬家。
  这个突如其来的打击,有如晴天霹雳一样,震碎了朱德一家人的心。没有办法,他们只能向人家借了两百多吊,加上家里仅存的一百多吊钱,赎回原已典当出去的大湾老屋和祖业田。全家被迫分居两处:生父朱世林带领一家迁居陈家湾;朱德随养父母、三叔、四叔搬回大湾去祝在这里,朱德整整住了十四年。
  悲惨的遭遇,严酷的现实,给年幼的朱德心灵上深深地留下仇恨那些欺压穷人的地主的种子,使他从小深深感到人世间的不平。后来,他在《回忆我的母亲》一文中写道:“在悲惨的情况下,我们一家人哭泣着连夜分散。
  从此我家被迫分两处住下。人手少了,又遇天灾,庄稼没收成,这是我家最悲惨的一次遭遇。”“母亲沉痛的三言两语的诉说以及我亲眼见的许多不平事实,启发了我幼年时期反抗压迫追求光明的思想”。⑩迁居大湾后,从第二年起,朱德又到离大湾不远的席家砭私塾随席聘三(他的名叫国珍,聘三是他的字)老师读书。席聘三那时四十多岁。(11)朱德在这里断断续续地读了八年书。老师给他取字“玉阶”。
  席家砭私塾与大湾相隔四公里。朱德每天清晨起床后,干点家里的劳动,然后吃完早饭再去上学。不论是酷暑,还是严冬,每天都要来回走四次,“晌午回来肚子饿,跑得快;晚间回来怕天黑了,也得快”,长年累月,使朱德“养成走路快的习惯”。他家迁回大湾后,在镇外佃来三亩地。一到农忙季节,朱德就不去上学,在家里劳动。一年大约有三四个月在家种地,有六七个月去读书。他后来回忆起艰辛的童年时代对自己的影响:“我从小就是饿肚子长大的,因此,后来搞革命运动时,我就不大怕饿,好像根本不知道饿。
  讲起干活,也是一样。我从小到大都干活,所以后来做体力劳动时,我从来不觉得面子难看。走路也是一样,成年以后,虽然有时有马骑,可是一生之中差不多都是走路,经常几个月几年长距离行军,同我指挥的士兵并肩走来走去。”“习惯那种清苦生活,走遍世界就没有觉得苦,在毛尔盖(草地)觉得也不过我们那样子。”(12)席聘三,是当地一位很有见识的学者。他多次去考秀才未中,后来回家设馆,以教书为业。乡中男女老少都很尊重他。
  朱德到席聘三私塾去读书的时候,正值中国在甲午战争中失败后的第二年——一八九六年。这时的中国面临着被世界列强瓜分的严重威胁。清政府在新兴的日本军国主义的打击下,可耻地屈服。它的腐败完全暴露出来了。
  接着,又发生了八国联军之役,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中国好似一个奄奄一息的巨人。帝国主义列强,如同一群饿狼,争先恐后向它扑来,恣意撕裂这个巨人的肢体,吞噬它的血肉。这不能不使每个有爱国心的中国人感到热血沸腾,忧心如焚。
  席聘三历经沧桑,饱尝过人世间的种种辛酸,对历史十分熟悉。他又是个很“有骨气”而又“很懂人情世故”的人,思想开朗,喜欢纵论古今,抨击时弊,很有见地,“把做官的人常常骂得狗血淋头”。他说:“皇帝就是那样,好人不用,有也是例外的。”提起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他更是满腔义愤,常说:“人不做事业,没什么作用”,“要能做事,才能救世界。不能救世界便没有路。”朱德称赞他“是个周身叛骨,朝气蓬勃的评论家”。(13)朱德随席聘三读书,从十岁到十八岁,这正是一个人成长过程中的重要时期。他对席聘三十分尊敬,所以受席聘三的影响是很大的。这时的朱德“已经懂得问国家事”了。席聘三痛恨恶势力和追求救国救民真谛的精神,以及他那强烈的民族感情,深深地感染着朱德,使朱德的眼界开阔了,使他的思想在几年里“慢慢开展了”。他后来回忆说:“在当时充溢着的思想,就是‘富国强兵’。我们晓得做‘富国强兵,的事,没知识不行。”(14)从增长知识这方面来说,朱德在席聘三门下读书,也获益不浅。朱德说,在这个时期,只要学生想学什么东西,席聘三就给他们讲什么东西,“四书、五经也讲,诗、词、歌赋也讲,还有《纲鉴》、‘二十四史’”。以后还教朱德读《左传》。因此,朱德能把四书、五经、《史记》贯通起来,“二十四史”也“大致记得”(15),由于朱德聪明又肯学习,因而得到了席聘三先生的时时夸奖。
  在这几年里,朱德不但广泛地阅读古籍,还利用各种机会广泛地阅读了戊戌变法后出版的新书,如地理、数学等。朱德在同学中有个最好的朋友叫吴绍伯,年纪比他大,出身书香门第,家里有书房,书很多,还有个常跑成都的人给他带些“新学”书籍回来。吴绍伯就把这些书情给朱德看,于是“新学”书籍成了朱德经常的课外读物。他抓紧时间,拼命阅读。用他自己的话说:“我们借光了”,“吃了便宜”。
  他们读了大量的新书,还见到别人从外地带来的地球仪,“眼光放大了”,“晓得有世界,知道有个地球,还是圆的”。于是,渐渐萌发出一个念头:“想去看看世界就好了”。他们成天“打主意怎么样到成都,到外面”去,再也不想呆在家里了,因为“屋里是太闷人了”。(16)朱德的少年时代,正值中华民族陷于内忧外患的苦难岁月。由于帝国主义的掠夺,地主豪绅对农民的无情搜刮,官吏差役的敲诈勒索和朝廷分摊的巨额赔款,此时的四川已是民穷财尽,整个社会经济濒于崩溃的边缘。
  这几年,四川又连年遭受水旱灾荒,使本来缺粮的老百姓更陷入水深火热的悲惨境地。走投无路的农民只得转徙他乡,“殍殣相望于野”。他们有的倒毙荒丘,有的卖儿溺女,有的找有粮的人家要一点粮食,这叫做“吃大户”。一天,正在席聘三家里读书的朱德等,忽然听到屋外纷杂的呼唤、呐喊,走出教室一看,只见一片黑压压的人群走来,有六七百人。这些人穿着非常槛楼。男女老少,带着小孩。小孩子张着嘴巴在不停地哭喊。大人眼里露出悲痛的火焰!这凄惨的场面,把学生们都吓得跑了。可是,当地的士绅却从保宁府请来一百多官兵,把饥民打散,还杀了不少。朱德说,这件事“给我很深的一个刺激!”(17)他从一八九六年入席聘三私塾读书,直到一九○四年。最后一年,还得到席聘三的同意,住在他家里,只交一百斤米作为伙食。在席聘三先生的良好教育下,不但为朱德后来喜欢读书、爱好作诗打下了良好基础,更重要的是,在席先生的启蒙、引导和现实生活的教育下,使朱德的幼小心灵开始萌发出朴素的爱国主义思想,有意识地关心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了。
  注释
  ①袁鸿裔:《朱世林墓碑寿文》,1925年立。
  ②⑧⑨(13)(14)(15)(16)(17)朱德自传(1886—1937),手抄稿本(这是朱德在1937年口述,由他的秘书孙泱等笔录的)。
  ③访问朱代良记录,1978年5月18日。
  ④⑤⑦⑩朱德:《回忆我的母亲》,《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113、114、111、112页。
  ⑥高光照:寿文,《朱母潘太夫人荣哀录》,第11、12页。
  (11)访问席绍华谈话记录,1978年5月16日。
  (12)《朱德委员长的青少年时代》(邓新整理,《人民的光荣——朱德委员长光辉战斗的一生》(一),北京师范大学公共政治理论课教研室编内部本,第256页。)
  二、走向广阔的世界
  一九○五年,朱德年满十九岁。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追求进步、寻求新学的欲望也越来越强烈。地处穷乡僻壤的旧私塾已不能满足他的要求,一心要到外面去看看。
  科举考试,在当时几乎是知识分子的唯一出路。读了几年私塾以后,如果要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就得去应试。按照清朝科举制度的规定,得在通过县试、府试和院试后,才能成为秀才。朱德家里没有钱,幸亏仪陇县城离大湾只有三十六公里,凑了一吊钱,也就勉强能去了。
  这一年,头上梳着长辫的朱德,肩挑简陋的行装,同席聘三先生的儿子还有几个同学一道,步行来到仪陇县城,参加县试。这是朱德第一次离开养育他十九个年头的家乡。
  发榜的结果,朱德顺利地通过了县试。他那时用的名字是朱建德。在一千多个考生中间,他的名字列在前二十名中。这是他自己都不曾料想到的。
  尽管大湾离县城那么近,他一家三代中还没有人进过县城。能够通过县试,并且取得这样好的成绩,这在他们家是从来不曾有过的事情。不但全家高兴,乡亲们都很高兴。这以后,家里就下了决心,即便借钱也要支持他继续读书,继续应试。
  这场考试前后持续了一年之久。仪陇县属于顺庆府(现在的四川省南充市)。在前往顺庆府参加府试之后,朱德抽空到距仪陇县城四十多公里的南部县盐井去参观,听说这里有些西洋机器。他从来没有见过机器,觉得这是个好机会。
  朱德和许多结伴同行的考生一起,到了南部县盐井后,并没有看到什么新机器,却见到几千名贫病交加的盐工的苦难生活。他们从早到晚,不停地从事着奴隶式的劳动,面容憔悴,瘦骨鳞峋。身上除着一块裹腰布外,几乎赤裸。住的小屋终年不见天日,还满是臭虫。吃的也仅够维持生命。这种悲惨的情景给朱德脑海里留下难忘的印象。
  来到顺庆府后,朱德犹如到了一个新的世界,一个广阔的世界。这个世界的一切对他来说都是那么新鲜,又是那么陌生。正如他后来回忆中所说,连大河也是“第一次看见”,“见了大世面”。在府试中,他又顺利地通过了。
  可是,就在这个时候,一个重大的变化发生了。面对严重危局的清朝政府正在标榜推行“新政”。他们在一九○五年九月宣布:科举考试从丙午(一九○六年)年开始一律停止,并严伤在各府、厅、州、县普遍设立蒙小学堂。
  于是,各种新式学堂如雨后春笋,迅速遍及全国。顺庆府是四川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一九○六年也兴办起新式小学堂、中学堂。仪陇、营山、蓬安、南充、西充、邻水、岳池、广安八个县的学生都到这里求学。由于科举制度已被废除,朱德还没有经过院试,也就失去考取秀才的机会。他决定到顺庆府去上新学堂。但这个想法没有得到家里老人的同意。原因是他们不相信这种新式学堂能维持多久,说不定哪天就会关门。而且家里已按照封建习俗,在一九○五年九月安排朱德同他大舅的女儿刘氏完婚。
  怎么办?朱德只得求救于席聘三老师。席聘三素来重视“新学”,他的话对学生家长有很大的影响。在席聘三的帮助下,终于使老人改变态度,同意朱德到顺庆府上新学堂,并且东挪西借地给朱德筹措了一笔钱,供他读书时使用。
  一九○六年春天,朱德先考入南充县(南充是顺庆府的首县,也就是府治所在地)官立两等小学堂。在那里,除国文外,又学了一点地理、历史和英文。一学期后,在这年秋季考入顺庆府官立中学堂。那里的课程有国文、数学、物理、化学、历史、地理、外语、法制、格致、美术、体育等。其中,物理、化学两门学科既没有课本,又没有实验室,只是凭老师口讲,学生们记点笔记。但朱德对学习新学的兴趣很高。
  这两所新学堂的老师中,有一部分人思想比较进步。南充县两等小学堂的监督(即校长)是张澜。顺庆府中学堂的监督先后由张澜、刘寿川担任。
  他们两人都曾在日本留过学,是当时的新人物,除担任监督外,还给学生讲课。张澜曾经对学生说:现在要亡国灭种了,要牺牲身家性命,去救国家。
  刘寿川和朱德有一点比较远的亲戚关系。朱德在课余常到他家去,听他讲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的事情,看他从日本带回来的理化仪器和幻灯片。这些对朱德有很大的吸引力。①朱德在顺庆府新学堂读书只有一年时间。他在这里学到了许多救国的道理,也开始接受科学的教育,这一年既是他从学习旧学到新学的转变,也是他接受“读书不忘救国”进步思想的开端,是他一生中思想发展的第一个重要转折。
  这时,朱德同社会各方面的交往也多起来了。从他们当中得知成都新建立了一批学堂,包括武备学堂和体育学堂,都是他很感兴趣的,出路也比较有保障。他决意到成都去上学。一九○七年初,朱德借到四五十块银元,只身一人徒步到了成都。
  成都不仅是四川的省会,也是西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朱德还没有到过这样的大城市。那时候,成都的社会状况正处在异常剧烈的变动中:设立了机器局、银元局、铜元局、兵工厂,商业很繁荣,开始有了新军和警察,出版了铅印的《四川日报》,街上还出现胶皮轮的人力车。这一切,对朱德说来都那样新鲜,使他的眼界大大开阔了。同这种畸形繁华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随着社会经济的破产,城里到处都是衣衫褴楼的穷困的苦力。
  那时候,“一般操练习武成了风气,连乡下都操,因为怕要亡国了”②。
  朱德到成都时,武备学堂和体育学堂都在招生。他先考上了武备学堂的弁目队,那是为新军训练军士的,可是家里不让他去。接着,他又考入了四川通省师范学堂附设的体育学堂。
  这所学堂的举办是为着适应各地小学堂陆续兴办的需要,“以划一初等小学高等小学体操、步伐、口令为宗旨”,招收本科生的、条件是“旧日曾读经书略解文义者”。③它的课程有修身、国文、教育、儿童心理学、生理卫生学、算术、图画、音乐唱歌、兵学、教练、枪操、普通操、器械等。④朱德入学时用的名字仍是朱建德,被编在甲班。⑤入学后,这所学堂给朱德的第一个最深的印象是教师们都没有留辫子,而是把一条假辫子缝在帽子上。朱德对这些教师十分佩服。他在学校里,“读书是读书,对国家大事很关心。当时学生都自命为中国主人翁,一般人也是把希望寄托在学生身上”。⑥当时,要求推翻清朝政府、建立民主共和国的革命思想已在成都学堂里流行起来。有一天,一本革命派在日本所办的秘密刊物《民报》,不知由谁塞到了他的枕头下,这本刊物的字迹已被翻得模糊不清,显然已经过许多人的手。朱德在仔细阅读了这本刊物后,又把它悄悄地塞到其他同学的床上。在成都的一年里,朱德的“同学多,来往的人也多”,开始产生要“推翻皇帝建立一个好的国家”⑦的思想。
  这年底,朱德从体育学堂毕业。十二门功课的总平均分数是八十二点三分,其中器械获得了一百分,心理获得九十八分,教练九十二分,算术九十分,学习成绩优良。⑧这两年,为了支持朱德上学,朱家的老人先后为他筹借了二百多元钱,这笔债务直到后来朱德当上滇军旅长时才还清。
  朱德从成都体育学堂毕业时,他的老师刘寿川已从顺庆府中学堂回到仪陇,在县里任视学,便推荐朱德到仪陇县立高等小学堂任体育教习兼庶务。
  这正是变革的年代,新旧势力之间的冲突十分激烈。在仪陇这样一个偏僻山区的县城里,尤其是这样。县里原有的金粟书院历来是一班秀才、举人们把持的,对这种新学堂千方百计要进行破坏。
  一九○八年,受了两年新式学堂教育的朱德,来到县立高等小学堂,立志要为家乡做点有益的事。但在守旧势力的反对下,经过努力,才招来十二个学生。学堂里的教师和办事人员有刘寿川、田玉如、朱德、张四维、李绍沆五人。守旧分子写了首打油诗讥讽他们说:“十二学生五教员,口尽义务心要钱;未知此事如何了,但看朱张刘李田”。⑨他们还向县里诬告学堂的新教师是些“假洋鬼子”,教的是野蛮思想,有损国粹。还说朱德教的体育课要求学生穿短褂和裤衩,是“狠亵的课程”,有伤风化。县里就去查封学堂。朱德和其他教师联合社会上一部分进步人士据理力争,最后终于迫使县里收回成命。
  学堂重新开学后,学生从原来的十二人增加到七十多人。守旧势力又雇用流氓恶棍捣乱,甚至大打出手。朱德平时对人宽宏大度,但对这种无理的横逆决不能忍受,就教学生学习武术,实行自卫。
  朱德是农民的儿子,本来属于很下层的人,现在居然做了县里最高学府的教员,自然更引起那些守旧分子的忌恨,受到他们{ewcMVIMAGE,MVIMAGE,!09100020_0014_1.bmp}{ewcMVIMAGE,MVIMAGE,!09100020_0015_1.bmp}的排挤。当时,地方官家、士绅请客,照例要请老师赴宴。但朱德往往接不到请帖,即使偶尔被请去,入座时也不能在上席⑩。那年孔子诞辰,学堂的师生参加“祭庙”活动,按惯例要给教师每人分一两斤祭祀用的猪肉、牛肉,叫做“胙肉”。可是朱德却连一两也没有分到。这在当时,对一个教师来说,是一种莫大的侮辱。朱德对这些却毫不在意,认为“不吃那点肉,我倒觉畅快些”。(11)几十年后,朱德在《回忆我的母亲》一文中讲到这段历史时写道:“那时新旧思想冲突得很厉害。我们抱了科学民主的思想,想在家乡做点事情,守旧的豪绅们便出来反对我们”,(12)“我开始了反对封建主义的真正斗争”。(13)在仪陇县立高等小学堂一年的经历,对朱德的影响是很大的。以前,他一直在学校里求学。这是他头一回投身到实际社会中独立谋生。一年来亲历的新旧社会力量的尖锐冲突,备尝社会上旧势力的压迫和排挤,使朱德懂得许多世事,看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腐败和黑暗,加上小学堂的同事里也有人排挤他,(14)使他觉得“教书不是一条生路!”(15)毅然辞去了教师职务,决心到云南去。
  注释
  ①⑩刘长征(刘寿川的儿子):《回忆尊敬的朱委员长》,未刊稿。
  ②⑥⑦⑨朱德自传,手抄稿本。
  ③体育学堂章程,四川学报,2年3册,光绪32年3月。
  ④⑧《体育学堂甲班学生第二学期积分表》,原件。
  ⑤《体育学堂第一学期学生姓名籍贯年龄册》,原件。
  (11)萧向成:《朱德故里》,文物出版社1986年10月版,第29页。
  (12)朱德:《回忆我的母亲》,《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112页。
  (13)(15)[美]艾格妮丝·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4月版,第90.92页。
  (14)访问张与九记录,1978年4月24日,1983年5月13日。
  三、奋身军界
  朱德为什么要到云南去?他的这个决心是怎么下的?朱德后来回答道:“问题就是非得救国不可。那时候,云南靠近边疆,是一个很重要的国防地带。”在外国列强正加紧掠夺中国边疆的危急局势下,一般人“认为最危险的就是东三省和云南了。”①东三省离四川那么远,朱德自然不可能去,于是就想到云南去。
  云南同四川接壤,在那里的四川人一向很多。原四川总督锡良改任云贵总督后,在云南编练新军,又从四川调了不少人去,包括四川武备学堂弁目队的一些学生。这也是朱德去云南的一个原因。
  就在朱德从仪陇县立高等小学堂辞职后不久,有一天,一封从成都发出的书信寄到他的家里,这是他原来一个同学写来的,约朱德一同去报考云南陆军讲武堂。那时候,受到日本明治维新的影响,特别是在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刺激下,在许多爱国青年中流行一种观念,认为要使中国强盛起来,必须从军事入手,朱德立刻同意那个同学的要求,但他并没有把这一决定告诉家里,只是说要到成都去读书。朱德的三叔朱世和常年在外做生意,在经济上给了他一些帮助,作为路上用的旅费。
  一九○九年春节刚刚过完,朱德告别了家里的亲人,沿南充步行到成都。
  这是他第二次到成都。
  到成都后,朱德找到他的同学敬镕,一起徒步从嘉定(今乐山)、叙府(今宜宾)进入滇境,再经昭通、东川,在四月间到达云南省会昆明,长途跋涉共七十余天。
  云南省地处中国西南边陲、同当时的法属印度支那和英属缅甸接壤,正处在法、英侵略势力的争夺中。法国在宣统初年向清朝政府要求云南七府矿藏的开采权。英国伺机侵略我国边疆的片马等地。滇越铁路的兴筑,更使云南的局势显得发发可危。清朝政府为了维护它的摇摇欲坠的统治,决心培养一批军事人员并建立新的军事力量。一九○九年中秋,在云南“设立陆军讲武堂为新军及防营现任军官研究武学之所”,“堂内附设丙班学生一百名,考选十六至二十二岁之学生,以品行端方、文理清顺、身体强健者为合格,三年毕业,备充下级军官之用。”②同年,还在云南编成新军一镇(师),称为暂编陆军第十九镇。
  云南陆军讲武堂分设甲、乙、丙三个班。甲班选调云南陆军第十九镇的管带(营长)、督队官(副营长)、队官(连长)、排长入学调选;乙班选调巡防营管带、帮带、哨官(连长)、哨长(排长)入学;“丙班招考贡生、廪生、秀才、普通中小学生以及识字的健壮青年。”③朱德、敬镕到达昆明时,正是云南讲武堂开始招生的时候。他们寄住在昆明景星街一个四川同乡萧氏开设的临时客栈里,准备应试。④但事情在开始时对朱德并不顺利。投考的结果,敬镕用云南昭通府大关厅的籍贯(他其实是四川南部县人)被录取;朱德仍用四川原籍报名,是外省人,不容易被录取;又没有当地老住户或大户介绍,就落榜了。这时,朱德身上带的盘缠钱,已几乎花完。为了渡过难关,只得先投入川军步兵标当兵,改名朱德,⑤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
  因为朱德有比较高的文化水平,经过较短时期的军营生活后,便升任队部司书(即文书)。干了一两个月,再次报考云南陆军讲武堂。那时,“适值滇越铁路通车,滇政府希望多招一些迤南籍的学生,以备将来屏障迤南边陲之用。蒙自县地处滇南边陲,朱德探听到蒙自无人报考,就报蒙自籍应试”,⑥终于考入了讲武堂丙班步兵科。同班同学有范石生、朱培德、金汉鼎、王均、杨池生、董鸿勋、杨希闵、唐淮源等。
  朱德到达昆明后几经周折,终于开始了他渴望已久的军事学堂生活,喜悦的心情是不难想见的。他后来谈到:“我的志愿老想做个军人,而这个讲武堂恐怕是当时中国最进步,最新式的了。他(它)收学生很严格,我竟被录取,非常高兴。”⑦至于为什么要投考云南陆军讲武堂,朱德说:“那时我还是一个农民,为了受不住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的压迫,就和一些有知识的、前进的人参加了新军学校,进了云南讲武堂,我们曾利用了这个新军学校的力量,参加了推翻封建社会的斗争。”⑧云南讲武堂的军事教育和训练是近代化的,而且要求非常严格。它设有步兵、骑兵、炮兵、工兵四科。各科的军事教材使用日本士官学校的教材。
  其中有战术学、兵器学、军制学、地形学、交通学、筑城学、马学,称为大教程;有步兵操典、野外勤务,射击教范、阵中要务令,称为小教程。为了培养学员实际指挥作战的能力,还有图上战术作业、沙盘教育、实地测绘和野外作战实习等。在操场上,严格地进行班、排、连、营、团的队列教练,要求每个人姿势端正,动作敏捷,各个动作都要反复练习,做到纯熟了才能结束。丙班学员除学科和术科外,还有普通学科,包括:国文、历史、地理、算术、伦理、代数、几何、英文、法文等,头半年主要是补习普通学科,以后就专门学军事学科。
  朱德在讲武堂过着紧张而兴奋的生活。他说:“这时候我学习得很舒服,又没有什么挂虑,家嘛离得老远。也没有亲戚朋友,这{ewcMVIMAGE,MVIMAGE,!09100020_0020_1.bmp}可以说是一个特别专心学的时期”。⑨他的同班同学杨如轩回忆:“朱总在讲武堂时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刻苦好学,那怕休息时间,他都用来看书或锻炼身体。”⑩由于他刻苦好学,学科、术科和普通学科都取得优秀的成绩,其中术科成绩尤为出众。
  他指挥队伍时,动作干净利索,喊口令时声音宏亮,为全校之冠。每当遇到外国领事到讲武堂来参观,总办李根源总是从学生中指令朱德和朱培德两人出来指挥,同学们一时称他们为“模范二朱”。(11)当时教职员的来源:“在军事教官中,大部分来源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在队职员中有的是保定军校毕业生,有的是武备学堂毕业生;在文职教官中,大部都是留日学生毕业回国的知识分子。”“讲武堂的军事教官和文职教官,成了留日学生的集中地,是他们回国后谋出路的一个场所。”(12)讲武堂监督(后任总办)李根源和教官罗佩金、方声涛、顾品珍、李烈钩、唐继尧等大部分都是从日本上官学校毕业回国的,许多人在日本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秘密革命团体中国同盟会。一九○五年孙中山在日本东京创立中国同盟会后,第二年二月就找了云南籍的同盟会会员李根源、罗佩金、吕志伊等五人谈话,嘱咐他们筹办《云南》杂志,说:“滇省人民在官吏压榨与外侮凭陵之下,易于鼓动奋起,故筹办云南地方刊物为刻不容缓之任务。”
  (13)同年十月,《云南》杂志在东京创刊,《发刊词》中沉痛地描述了云南在英、法激烈争夺下所处的危殆局面,写道:“哀哀同胞,行作白人奴隶。
  彼苍者天,谁实为之,而使我至于此极也。”并且号召云南民众“同心同德,群策群力,万死不懈,以抗强敌”。(14)这本杂志以云南留学生同乡会名义出版,大量流入省内,在云南民众中产生了很大影响。
  与此同时,云南面对的民族危机也正在日趋激化。特别是法国修建滇越铁路,更被人们看作云南行将沦为殖民地的直接信号。朱德回忆说:“在我们刚入学校的时候,穿过国界的滇越铁路——那是法帝国主义来侵略的一条动脉——修通了,亡国的刺激澎湃着,一般宣传刺激都根深刻的印在脑子里。
  同时,这个学校她还没有带着一种官僚腐化的气习,一般办事都富于革命倾向。”(15)所以,云南陆军讲武堂创办后不久,就建立起同盟会的秘密组织。
  朱德正是“在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下,于一九○九年在云南陆军讲武堂参加同盟会的。”(16)和他在一个同盟会小组的,有杨秦、范石生等。会员不仅传阅《云南》杂志,还秘密地看从外地偷运来的革命书刊,如《民报》、《天讨》、《警世钟》、《猛回头》、《革命军》等,“大家经常谈论的和考虑的,就是怎样发动革命起义。这样,云南讲武堂就成为云南革命力量的重要据点。”(17)在这个革命据点里,朱德积极参加同盟会的秘密革命活动,还阅读了有关乔治·华盛顿的书和意大利、日本、俄国有关改革政治方面的书籍,增长了知识,扩大了视野。同盟会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纲领强烈地吸引着他。他还和同学唐淮源、杨如轩、杨池生等七八个人组织了一个五华社,“这个名字也是他取的。主要是主张奋发互励,富国强兵,拯救中华民族的危亡。”(18)正如他自己所说:“我一心一意地投入了讲武堂的工作和生活,从来没有这样拼命干过。我知道我终于踏上了可以拯救中国于水火的道路。”(19)一九一○年七月,随营学堂学生二百人并入云南讲武堂丙班。杨如轩便是随着随营学堂学生并入,而和朱德同班学习的。因为新军急需补充军官,便从丙班和随营学堂学生中挑选了学习成绩较优者一百人编为特别班。朱德和范石生、杨蓁、董鸿勋等被选拔入特别班。原来讲武堂的军事课程要学一年半,特别班只学八个月。
  第二年六月,原在广西新军任职的蔡愕被云贵总督李经羲调往云南,任陆军第十九镇第三十七协协统(相当于旅长)。蔡锷字松坡,湖南邵阳人,出身于贫苦家庭,父亲是做裁缝的,但他聪颖异常,沉静刻苦,幼年就有“神童”之称,是日本土官学校第三期毕业生。同盟会领袖黄兴在这年的一封信中写到:“广西同志蔡松坡调往云南,总揽新军之事。凡此皆军界愈见进步之情形。”(20)第三十六协司令部同讲武堂毗邻。蔡锷的办公室内四周准满了中文、日文的书籍和报纸。他每天晚上办公到深夜。求知欲强烈的朱德有时到蔡锷办公室请教和借阅一些书刊。长时间的接触,使比蔡锷只小四岁的朱德,深深感到蔡锷思想敏锐,办事稳重,工作能力强,充满智慧,有着坚韧不拔的品格,因而狠尊敬甚至崇拜他。蔡锷也很喜欢这个壮实、质朴、勤奋的朱德。
  蔡锷有一个重要的特点:性格冷静持重,对事深思熟虑,不轻易露声色。
  他虽然允许朱德到他那里去,但在重大政治问题上“却从不表露自己的意见。
  不仅如此,就是对于清廷也从来没有不满之意。”忙碌完工作之后,“在其他时间,便过着与人隔绝的生活”。(21)可是,当云南新军中的同盟会会员黄毓成去找蔡锷谈到正在进行中的革命活动并希望得到蔡的支持时,蔡锷断然告诫他:“时机不到干不得,时机成熟时绝对同情支持。”(22)这个时机果然来到了。——九一一年十月十日,震动全国的武昌起义爆发。起义主力是湖北的新军。九天后,蔡锷同云南新军中的同盟会员罗佩金、唐继尧、刘存厚、雷飚四人密议,准备起义,并相约:“严守秘密,有泄者共殛之。”(23)接着又在十月二十二日、二十五日、二十八日三次召集新军中的革命分子进行秘密会议。献血为盟,决定驻昆明的新军各部在十月三十日(农历九月九日,又称重九)夜十二时同时起义,由蔡锷任起义军临时总司令。云南的新军第十九镇虽有两协,但革命力量比较薄弱的第三十八协正分别驻在滇甫的临安府和滇西的大理府,驻在省城昆明的新军第三十六协、炮标、机关枪营和讲武堂都已由革命分子掌握,在省城中没有其他足以同他们相抗衡的军事力量。起义的具体部署是:驻在城北北较场的第七十三标,向省城北门、东门进攻;驻在城南巫家坝的第七十四标和炮标向南门、东门进攻;陆军讲武堂师生为开城作准备;机关枪营分属于步炮各队。
  云南陆军讲武堂特别班学员早在八月已提前毕业,其中有十八人被分配到蔡锷部下。朱德是这十八人中的一个,到第三十七协第七十四标第二营左队以见习生资格当副目(相当于副班长)。第七十四标标统罗佩金和第二营管带刘存厚,都是同盟会会员。朱德当副目没过几天,“又当了司务长”,负责“作士兵运动”。他说:“当司务长一个月,士兵就运动到手上来了。”
  (24)
  十月三十日,预定起义的日子到了。但临时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情。这天晚上九时左右,昆明北较场的第七十三标士兵正在为准备起义而抬运子弹时,遇到北洋派值日队官查究,情绪激昂的士兵开枪打死了这几个军官,起义就提前发动了。这部分起义军攻入昆明北门.进攻五华山和军械局。正在巫家坝布置起义的蔡锷,听到北较场已经发动,立刻下令第七十四标也提前出发攻城,宣布云南起义!
  这时,朱德被指定接替所在连的队官(即连长)职务。晚上十二时,起义部队全部入城。黎明时,起义军已占领所有城门,朱德率部参加攻打总督衙门。由于他们同总督衙门的卫队营事前已有秘密联系,卫队中有不少四川人,朱德自己也曾利用这种同乡关系在卫队营中作过士兵工作,因此,这些卫队很快就缴了械。第二天晚上,起义军第七十三标将五华山和军械局攻克,第十九镇统制钟麟同被击毙,总参议靳云鹏化装逃走。据杨如轩等回忆,云贵总督李经羲藏匿在四集堆一个姓萧的巡捕那里,被朱德搜获,(25)后由蔡锷遣送出境。不久,大理、临安的新军也相继起义,各地的巡防营被陆续肃清,云南全省宣告光复。
  十一月十日,大中华国云南军都督府成立,蔡锷被推为都督。朱德在这次起义中作战有功,但因资历还浅,担任排长职务,率部在昆明城内街道担任巡逻任务。一九六一年十月七日,朱德曾在《辛亥革命杂咏》这首诗中写道:“同盟领袖是中山,清帝推翻民有权。起义武昌全国应,扫除封建几千年。云南起义是重阳,下定决心援武昌,经过多时诸运动,功成一夜好开常”(26)云南起义是武昌起义后第五个起来响应的省份,也是西南各省中第一个独立的省份。这个伟大壮举,震撼了腐朽的清王朝。清朝政府计划向革命力量反扑。在清军进攻武汉以前,端方率领的清军已进入四川。署理四川总督赵尔丰还拥有相当大的军事力量,仍在血腥地镇压四川人民。于是,云南军政府决定遣师北上,援助四川起义军。蔡锷派出两个梯团(相当于旅),共八个营,由韩国饶率领入川。
  十一月十五日,援川部队从昆明出发,分两路北上:李鸿祥率领第一梯团取道贵州毕节向沪州前进;谢汝翼率第二梯团经东川、昭通入川,向叙府(今宜宾)前进。朱德仍任排长,随第二梯团出征。
  援川的滇军,纪律很严格。十二月中旬、下旬,部队顺利地占领了叙府和自流井,这时,朱德晋升为连长。不久,四川宣布独立,军政府在成都成立,援川军返回云南。后来,朱德对这次援川战斗,曾有诗一首:“忆曾率队到宜宾,高举红旗援弟兄,前军到达自流井,已报成都敌肃清。”(27)那时,蔡锷领导下的云南军政府在政权内部进行了一些改革。“他撤换了一批只想升官发财的县知事,任用克己奉公的青年知识分子代替他们,在军队中也任用一批青年的军官来代替旧军官,从而在政府机关和军队中注入了新的民主血液;在财政上他极力提倡节省,并且以身作则,营长以上的军官,每月只领月薪六十元。由于蔡锷的这些新的建树,当时的云南已呈现出一种新的面貌。”(28)这些初步的改革,不仅增强了朱德对蔡锷的信任,而且在他心中对国家的未来燃烧起一股新的希望。
  云南陆军讲武堂在云南起义后,曾一度停办。民国成立后,蔡锷在一九一二年秋天下令恢复讲武堂,称为讲武学校,任命谢汝翼为校长。朱德随援川军回到云南,因功被晋升为少校,先在滇军中训练新兵,有两个多月时间。
  讲武堂一恢复,他又被调任学生队区队长(学生分五个区队,每个区队约一百人)兼军事教官,讲授战术学、野战学、射击术和步枪实习等军事课程,还指挥野外的实地演习。朱德后来说:“这一年,学术上大有进步,因为学生调皮,教不好就不成功,所以军事学等都重温了一遍。”(29)但这时国内的政治局势却已开始逆转,坏消息不断传来。在担任教官期间,朱德听到袁世凯在代替孙中山担任临时大总统后,开始大批逮捕和虐杀共和派人士,整个社会状况依然那样黑暗,使他原来抱有的期望逐渐幻灭。
  他又从留学法国的几个教官那里了解到一些法国革命的情况,渴望弄清法国大革命为什么能够成功,而中国的革命为什么却搞成那样。这个使他疑惑不解的问题,朱德一时还找不到正确的答案。他的思想开始从辛亥革命时的兴奋和喜悦中渐渐地产生出新的忧虑和不安!这年秋天,朱德同昆明师范学堂学生肖菊芳结婚。
  一九一三年夏天,朱德奉调到云南陆军第一师第三旅(旅长刘云峰)步兵第二团(团长董鸿勋),升任第一营营长。一九一四年初,因为临安府发生兵变,陆军第一师调到临安(今建水)、蒙自、开远、个旧一带布防。朱德也随部队来到了滇南边疆。他的注意力暂时被完全转移到如何巩固祖国南疆边防这个问题上。
  按照当时的军事部署,朱德所部负责驻守蒙自、个旧一带。这里属于亚热带地带,气候炎热多雨,万山重叠,环境艰苦,斗争复杂。又同法属印度支那相邻,需要时刻提防外国势力的侵袭和他们豢养的土匪的骚扰。部队一面要说服本地土著,一面不得不使用武力对付土匪的袭扰,几乎每天都要进行大小不等的战斗。在山间、河谷、密林、村舍,到处都会响起枪声。艰苦的环境、复杂的敌情,使朱德用心地采取适合当地情况的战术,有时化整为零,有时化零为整,声东击西,忽北忽南,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机动灵活地打击土匪。
  蒙自有个著名的惯匪叫方位。他纠集匪徒,打家劫舍,祸害人民,无恶不作,但屡缉未获。一九一四年九月十六日,朱德侦得方位等土匪十余人正躲在冷水沟的黄喜店子里,便突然率部围击。方位负隅拒捕,开枪打死军士三人。双方激战达三小时。方位从屋后逃出,避匿在沟边,被击毙。店中的其余上匪仍负隅顽抗。朱德命令士兵购来煤油,将油泼在店子的前后门上,然后放火延烧。土匪见势不妙,纷纷跳窗奔逃。这股土匪被击溃,当地民众无不拍手称快。事后,朱德报告旅长刘云峰,请求政府对遭受土匪杀害的居民亲属给于赈恤;对因土匪负隅顽拒而不得已烧毁的老百姓房屋按市价赔偿。云南巡按使任可澄在给蒙自道道尹王广龄的批文中也说到:“查该匪首方位,系著名惯匪,屡缉未获。兹复纠党盘踞冷水沟黄喜店中,经营长朱德督兵围击,反敢负隅拒捕。该营长用火将该匪烧毙,极恶穷凶,一旦殄除,实为地方庆幸。”(30)一九一五年九月,朱德又率部队两个连,在建水县渣腊寨会同地方武装,成功地清剿了大批土匪。(31)从此,这个地区的土匪明显减少,民众得以安居乐业,外国势力企图利用土匪骚扰边境、乘机侵占中国边疆的阴谋始终没有得逞。这个地区地域宽广,包括十几个县,清剿的部队只有两营人(另一个营的营长是唐淮源),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由于朱德在边境深山密林的剿匪战斗中屡建奇功,被先后提升为团副、团长。一九三七年五月,朱德在延安同美国女作家宁谟·韦尔斯谈到这段历史时说:“我用以攻击敌军而获得绝大胜利的战术是流动的游击战术,这种战术是我从驻在中法边界时跟蛮子(旧称)和匪徒作战的经验中得来的。我从跟匪兵的流动群集作战的艰苦经验中获得的战术,是特别有价值的战术,我把这种游击经验同从书本和学校得到的学识配合起来”(32)了。一九四四年,在延安编写中国工农红军红一军团史座谈会上,朱德对这种游击战术的来源再次作了说明。他说:“过去从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开始,在川、滇同北洋军阀等打仗,打了十年,总是以少胜众,在军事上的主要经验,就是采取了游击战争的战法。记得在莫斯科学习军事时,教官测验我,问我回国后怎样打仗,我回答:战法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必要时拖队伍上山’。当时还受到批评。其实,这就是游击战争的思想。所以,在这一点上,我起了一点带头作用。”(33)朱德在滇南边境度过了异常艰苦的两个寒暑。他在特殊的地方、以特殊的方法。进行着特殊的战斗。这些大大小小的战斗,使朱德指挥作战的能力迅速提高。讲武堂的学习和教学生活,使他受到系统而严格的近代军事教育。
  这两年实际作战的磨炼,又使他学会如何在复杂的环境中带兵,如何根据战场的具体情况机动灵活地指挥作战。这是他稍后在讨袁护国战争中能成为战功卓著的名将的重要原因,对他投身人民军队后在军事指挥方面作出的突出贡献也有深刻的影响。
  注释
  ①⑨(15)(24)(29)朱德自传,年抄稿本。
  ②《云南陆军讲武堂试办章程》,宣统元年7月,陆军教练处铅印所排印本,第1、2页。
  ③李鸿祥:《增补云南辛亥革命回忆录》,《辛亥革命回忆录》第6集,中华书局1963年6月版,第136页。
  ④马伯周:《回忆我所知道的朱德委员长的部分革命史实》,1978年11月26日,未刊稿。
  ⑤《云南陆军讲武堂同人录》,第39页;《云南陆军讲武堂丙班第一队学生姓氏录》,原件。
  ⑥(11)杨如轩:《我所知道的朱德委员长》,1977年11月,未刊稿。
  ⑦(32)[美]宁谟·韦尔斯:《朱德的一生》,《续西行漫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0年2月版,第118、119页。
  ⑧《朱总司令在五四寿诞庆祝大会上的讲演》,《前线》第11期,1940年1月1日。
  ⑩(18)杨如轩:《关于朱总生平的补充》,1978年4月6日,未刊稿。
  (12)周开勋:《云南讲武堂的回忆》,《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15辑,第167页。
  (13)李根源:《辛亥前后十年杂忆》,《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0集,中华书局1961年10月版,第322页。
  (14)《云南杂志发刊词》,《云南》第1号,1906年10月15日。
  (16)(17)(18)朱德:《辛亥革命回忆》,《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378、379、381、382页。
  (19)(21)[美]艾格妮丝·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4月版,第100、101页。
  (20)黄兴、胡汉民:《致加拿大同志书》,《黄兴集》,中华书局1981年5月版,第60页。
  (22)詹秉忠、孙天霖:《蔡锷对云南同盟会的态度》,《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10辑,第18页。
  (23)刘存厚:《云南光复阵中同志》,《云南辛亥革命资料》,云南人民出版社1961年8月版,第30页。
  (25)杨如轩:《我所知道的朱德委员长》,1977年11月,未刊稿;马怕周:《回忆我所知道的朱德委员长的部分革命史实》,1978年11月26日,未刊稿。
  (26)(27)朱德:《辛亥革命杂咏》手迹,《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集,中华书局1961年10月版,卷首。
  (30)任可澄:《批迤南剿匪事务所督办详情赈恤黄喜被烧店房一案》,原件,1914年11月18日。
  (31)王景弗(建水县知事)给云南将军唐继尧、云南巡按使任可澄的报告,原件,1915年9月29日。
  (33)朱德:《在编写红军一军团史座谈会上的讲话》,《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126页。
  四、护国名将
  正当朱德在滇南边疆艰苦奋战的两年多中,国内的整个局势却以令人吃惊的速度恶化了。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政府和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创立了民国。这曾经使许多人欢欣鼓舞,以为在中国将要开始一个新的纪元。但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根基其实并没有被触动。旧势力的政治代表袁世凯很快就向涣散的革命势力反扑过来。孙中山发动的讨袁的“二次革命”失败了。志得意满的袁世凯对外接受日本帝国主义提出的企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对内公然准备恢复帝制。中国的命运再一次处在危殆之中。
  这一切,不能不使正在滇南作战的朱德感到震惊。他愤怒地写了这样的诗句,斥责袁世凯:“言犹在耳成虚誓,老不悲秋亦厚颜。”①朱德“倾心为国志无违”②的决心丝毫也没有动遥他盼望新的斗争风暴迅速到来,盼望已接替蔡锷担任云南将军的唐继尧能够率领滇军反对袁世凯的恢复帝制。而唐继尧见袁世凯势力仍盛,在很长时间内一直迟疑徘徊。
  一九一四年秋,还秉承袁世凯的意旨,捕杀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云南支部总务徐天禄(李根源的妻弟)。一九一五年初,黔军团长王文华派人同他商议,共起讨袁。唐继尧仍借口推托说:“滇逼强邻,黔则汤芗铭扼驻于湘。
  此时唯有勤操练,不可轻露,先取覆亡”,③依然按兵不动。
  但是,历史终究是不可倒转的。经历了辛亥革命的洗礼后,民主共和国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袁世凯称帝活动的日益公开化,使全国人民的愤怒日益增长。参加过辛亥革命的云南新军军官积极酝酿起兵讨袁。在昆明的罗佩金、黄毓成、邓泰中、杨秦等秘密商议:唐继尧如果反对帝制,仍推他为领袖;唐如中立,就礼送出境;唐如附和帝制,就杀掉他。“议定后,始由黄、邓、杨三人代表全体同志请于唐。谓唐若终不从时,则将杀唐以举大事。”
  ④唐才决心起兵。十一月三日,推罗佩金拟定作战方略。十二月九日,原驻昆明的滇军精锐邓泰中、杨蓁两团“借平土匪为名”⑤开始向川边出动。
  十二月十九日,蔡锷机智地摆脱袁世凯对他的严密监视,几经周折秘密地从北京回到昆明。蔡愕在云南有着巨大的威望。他的到来,不仅坚定了唐继尧的讨袁决心,而且壮大了讨袁军的声势,起了巨大的号召作用。二十二日,蔡锷、唐继尧等召集上校以上军官、省级各机关长官以及外地来滇的爱国志士会议,宣誓效忠共和。二十五日,蔡锷、唐继尧、李烈钧等联名通电全国,宣布云南独立,组成护国军讨伐袁世凯。
  蔡锷到云南后,秘密派人给分驻各地的滇军将领们送去亲笔信,介绍全国反袁斗争的形势,要他们积极作好准备,率部在二十五日和昆明同时起义,然后开往昆明待命出师。
  十二月二十五日凌晨,朱德等遵照蔡锷的嘱咐,如期率领部队逐走反动军官,举行讨袁誓师大会。朱德在誓师会上发表了演说。
  起义后,朱德立即率领部队开往昆明,这时,为了北上讨袁,护国军需要迅速扩军。十二月三十日,朱德被调离他原来率领的部从,改任滇军补充队第四队队长,⑥负责训练新兵。次年一月六日,被委任为滇军步兵第十团团长,所部编入护国军第一军,为第三梯团第六支队。⑦护国军由三个军组成。第一军以蔡锷为总司令、罗佩金为总参谋长,下辖三个梯团六个支队。各梯团团长是:第一梯团是刘云峰(后由雷飙继任),第二梯团长赵又新,第三梯团长顾品珍。各支队队长是:第一支队长邓泰中(后由田钟谷继任),第二支队长杨蓁(后由金汉鼎继任),第三支队长董鸿勋(后由朱德继任),第四支队长何海清,第五支队长禄国藩,第六支队长朱德(后由王秉钧继任)。任务是出兵四川,然后进攻武汉。李烈钧任第二军总司令,下辖两个梯团,出兵两广。唐继尧作为云南都督兼任第三军总司令,留守后方。
  一九一六年元旦;护国军在昆明举行誓师大会,发布讨袁檄文,历数袁世凯“叛国称帝”等十九大罪状。
  护国军第一军挥师北伐,分为左、右两个纵队。刘云峰的第一梯团为左纵队,所部邓泰中、杨蓁两支队在云南宣布独立之前已先期出发,经东川、盐津入川直取叙州(今四川宜宾);赵又新的第二梯团、顾品珍的第三梯团为右纵队,由宣威经贵州毕节入川,取道叙永(今四川永宁)进攻庐州。
  护国军讨袁的消息传到北京,袁世凯极为震动,立即成立“征滇临时军务处”,任命曹馄为川湘两路征滇军总司令,张敬尧为前敌总指挥,督率各部从湘西和川南向护国军进攻。护国军第一军进入川南后,最初进展比较顺利。第一梯团的邓、杨两支队在一月十五日进入四川,二十日强渡金沙江。
  这是护国军取得的第一个大胜利。
  驻在川南的川军第二师师长刘存厚,加入过同盟会,原在云南新军中工作,是辛亥革命时云南起义的重要分子。民国成立后回到家乡四川。他同护国军各将领有密切的关系。二月二日,便以“护国川军总司令”的名义在纳溪起义。这时贵州已宣布独立。作为护国军第一军右纵队先头部队的董鸿勋支队,经过贵州在二月四日抵达纳溪。八日,董支队与川军两营渡过长江准备会攻沪州。⑧沪州是从云南人川的必经孔道,又是重庆的主要门户。袁世凯立即派曹馄的第三师、张敬尧的第七师、李长泰的第八师一部以及周骏的川军第一师向沪州增援。
  双方兵力悬殊。二月九日,北军偷渡长江。护国川军团长陈礼门麻痹大意,所部猝不及防,纷纷溃逃,蓝田坝、月亮岩等要地相继失守,护国川军大炮多所损失,陈礼门自戕,董鸿勋支队也被迫后撤,北洋军大举向纳溪推进。于是,川南战场局势顿时逆转,护国军进攻沪州的战役一变而为保卫纳溪的战役。
  护国军随即在纳溪城东的棉花坡一带高地顽强阻击北军,双方展开激烈的争夺战。由于形势危急,蔡锷命令第三梯团火速增援。
  朱德所在的第三梯团,由于“军队分驻地相距辽远,交通复极不便,动员集中,极为濡滞”,⑨在一月二十二日才离开昆明。二十九日,“抵宣威。
  接奉(蔡)总司令命令:以我孤军深入,朱(德)团曹(之骅)营除去休息,火速兼程前进。”⑩为了尽快赶到前线,朱德率领第六支队,以每日八九十里甚至一百多里的速度赶往前方。
  “二月十五日,朱德率部“抵永宁,即闻前军愤事,因寡众之故,以至炮阵失守。即奉蔡公檄委饬其星夜前进,赶接步二团事务”。(11)“步二团”是滇军原来的编制序列,即董鸿勋任支队长的护国军第一军第二梯团第三支队,也就是朱德在蒙自时指挥的那个团。
  这时,“张(敬尧)军全队均到,乃用重兵凭高下压,我军众寡悬绝,有一部不能支持,已退至纳城东。而罗佩金趋前誓众曰,设一部退走,则全军俱覆,无论如何必当死守,纵死亦同死于是处。于是全体卧下,伏于东门外小堤之内,而敌军愈接愈近,弹如雨下。”(12)第三支队已处在最危急的时刻。二月十六日午前十一时,朱德率所部曹之骅营赶到纳溪,“渡河入城,后奉总参谋长(罗佩金)命令:以本日棉花埂阵地,敌人新增兵力,着即前往增加战斗。枵腹逐行,未逞食也。”(13)朱德不久又接任第三支队的指挥任务。他立即指挥队伍冲锋前进,将敌军击退约二三里,将部队布防在棉花坡正面高地,同据守红庙高地的北洋军对峙。
  棉花坡是纳溪城东山冈中一处地理位置重要的山坡,离纳溪城约五公里,沪州通往纳溪的大道就从这里通过,是两军必争之地,双方争夺异常激烈。北洋军在这里集中的兵力有张敬尧、熊祥生等部。他们依仗械弹充足,昼夜不停地以猛烈火力向护国军阵地轰击,山地小松林大多被轰击得倾倒在地上,击落的松针在地上厚积数寸。朱德支队是抗击的主力。他鼓励部队说:“北军不经一打,他们从平原跑到山地来,连走路都成问题,而且我们反袁是义师,他们是师出无名。所以胜利一定是我们的。”(14)他组织部队以白刃战和夜战,顽强地抗击北洋军一次又一次的进攻,终于守住了阵地。但这次战役也付出了重大的代价,营长曹之骅在十八日中弹穿肠,两天后牺牲,遗职由副营长杨如轩代理。
  为了实行“攻势防御”,护国军分三路进行反击。其中朱德率两营,附一个炮兵连和机枪排,从棉花坡向菱角塘进攻。(15)双方交火后,北洋军凭借居高临下的有利地形和坚固的防御工事拼死抵抗。朱德采用“侧攻”战术,以一个营从正面用猛烈的炮火牵制敌人,而将大部分兵力迂回到敌人侧面进行攻击。北洋军遭到出其不意的打击,损失惨重,随即组织更多兵力向朱部正面阵地猛烈反扑,突破了几个缺口。朱德在友军支援下,恢复了失去的阵地。
  由于朱德在这次战斗中表现出来的指挥才能,第二天罗佩金又把护国川军的一个营交给他指挥。
  护国军虽然取得了很好的战绩,但双方兵力毕竟悬殊,而经过三天鏖战,部队伤亡严重,减员颇多,因此,蔡锷命令护国军从二十二日起暂时改取防御。
  二月二十三日,蔡锷从永宁来到纳溪前线。护国第二、三梯团的第四、五、六支队也先后开抵纳溪。由于这里已成为两军交锋的主战场,蔡锷从驻守在叙州的第一梯团中抽出两个营,组成一个新的支队,由金汉鼎任支队长,增援纳溪。
  二十七日,蔡锷在部队经过休整补充后,决定从第二天起再一次发起反攻。这次反攻,持续了三天三夜,在何海清、朱德等支队的猛烈攻击下,北洋军阵地“已成锐角形”(16),敌军左右两侧部分阵地也被摧毁。
  但是,护国军的困难仍然很大,护国军第一军秘书长李曰垓事后说:北军“仅麋集沪州一隅与我不足十营之兵对垒者,已逾五十余营,兵力多寡之悬绝若是。”“我军退婴棉花埂,相持两月余,敌以全力猛扑,我赵、顾两梯团全部兵力悉数加入,后方直不留一卒,又抽调叙府兵增援,兵士一上火线,即无法更迭,昼夜不得复轮息,进退只争跬步,此路为两方主力所在,攻击之烈,殆为入民国后第一恶战。沪战方酣,叙府以抽调空虚,为敌所乘,不复能守,我军后方已受侧面之威胁。而敌军援兵第八师李(长泰)师又至合江,声言取道赤水直抄永宁。此计则我军休矣。”(17)这种局面自然难以长期坚持下去。三月四日,蔡锷下撤退令,决定撤出纳溪,退至大洲驿一线休整。命令的第四条规定:“朱支队经双河尝渠坝驿向上马场背进。”(18)第三梯团炮兵连长孟雄成分析说:“此次之背进也,原因有二:一、叙府友军战况不利;二、弹药缺乏,一时难以补充。故不得不背进于大洲驿。斯地位于永宁河与纳溪之中间,给养便利,且山势平坦,利于休养,是以至此。”(19)以棉花坡为中心的这次纳溪保卫战,发生在护国运动发展进程中的一个关键时刻。那时,除云南、贵州外,其他各省还没有宣布独立。袁世凯北洋军的声势仍盛。护国军以西南边陲两省之力,挥师北进,“以寡敌众,鏖战经月,日眠食于风雨之中,出入乎生死以外,总计伤亡及失踪不明者不下千人”(20),而“逆军死伤三四千人”。(21)这不仅给了袁世凯有力的打击,并且为护国运动在全国范围内的发展争取到了两个多月极为宝贵的时间。朱德支队在这次战役中,从二月十九日投入战斗到三月七日撤出,进行了十六个昼夜的浴血奋战,在异常困难的情况下,始终坚持在第一线,表现出英勇无畏的战斗精神和顽强的作战能力。
  护国军从纳溪退出后,张敬尧、熊祥生当天就以特急电向北京政事堂等告捷。袁世凯对形势作了十分乐观的估计。他在三月九日的命令中说:“现叙州已经克复,纳溪大股悍寇亦经溃败,当不难指日荡平。”(22)但是,全国的形势发展得很快。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护国运动博得了人们越来越强烈的同情,蔡锷率领的护国军第一军两个月来在川南的顽强战斗也给了人们很大的鼓舞。三月十五日,广西将军陆荣廷宣布独立,立即出兵湖南,并准备向广东进军,对袁世凯又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在这种形势下,三月十七日,蔡锷决定对沪州发动第二次进攻。
  这次进攻分三路前进:顾品珍梯团担任中路;何海清支队和刘存厚部担任左路;金汉鼎、朱德支队和义勇军的张煦、廖月疆支队担任右路,向纳溪推进,是反攻的主力部队,而朱德支队在右路军中又担负着主攻任务。因此,蔡锷三月十五日在大洲驿总司令部召见朱德,向他说明作战意图,指出:“逆军极无攻击精神,我军对其正面,只宜配备少数之兵力,而以主力冲其侧背,彼自溃走。宜切谕诸将领,务多留预备队在指挥官之掌握,俾便运用”。(23)十八日拂晓前,朱德支队开始发起攻击。在它前方的敌军是北洋军第七师的吴新田旅第二十七、二十八两团,战斗力较强,兵力超过朱德支队两三倍以上。这里的地形也很复杂,山岭起伏,路窄林密,山下是沟渠纵横的水田,进攻十分困难。
  但是,在朱德的指挥下,经过五天激烈战斗,朱支队连续突破北洋军几道坚固设防的阵地,直插离沪州只有十几里的南寿山附近。二十三日,正当朱德准备向南寿山发起更大规模攻势时,前敌指挥赵又新送来命令:因弹药不继,各部队暂缓攻击,就地待命。
  这时,全国人民的反对和护国军的声讨,使袁世凯处在越来越孤立的地位。正当朱德支队推进到南寿山附近的时候,三月二十二日,袁世凯被迫宣布取消帝制。并密令陈宦、张敬尧同蔡锷谈判停战。经过多次磋商,双方决定从三月三十一日起停战一个星期。期满后,又两次将停战期延长一个月。
  两军的作战活动,实际上已经停下来。
  四月六日至五月二十九日,不到两个月内,广东、浙江、陕西、囚川、湖南五省又相继独立。袁世凯在众叛亲离声中忧愤成疾,在六月六日死去。
  第二天,黎元洪宣誓继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同日,朱德支队奉蔡锷的命令进驻庐州。护国战争宣告结束。
  护国军第一军同北洋军在沪州、纳溪之战,是护国战争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次战役。护国军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以少击多,屡奏奇功,粉碎了北洋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对推动全国人民反袁斗争高潮的形成起了巨大的作用。护国军第一军秘书长李曰垓在叙述这次战役的经过后,感慨地写道:“以袁氏二十年手创之北洋军,取精用宏,当之辄靡,挟此熏天气焰,惟所欲为,袁氏固拊手而笑天下之易是,不图以帝制冒天下之大不韪,人心一去,形势全非,以区区之护国军一击而中,遽制其死命,而赫赫濯濯之北洋军从此亦落花流水,日渐澌灭,以至于荆武力不可恃,人民不可欺,来日悠悠,殷鉴不远,在袁氏之世矣。”(24)朱德也曾兴奋地写道:“中华灵气在仑山,威势飞扬镇远关。史秽推翻光史册,人权再铸重人间。千秋汉业同天永,五色旌旗映日殷。多少英才一时见,诸君爱国应开颜。”(25)朱德在护国战争中的表现是很突出的。他英勇善战,战功卓著。很多次当战线面临崩溃的危险时,他率领的部队一赶到,就支持住了,往往还能反败为胜,从而使他成为远近驰名的滇军名将。吴玉章在祝贺他六十寿辰时曾说:“你是护国之役的先锋队,沪州蓝田坝一战,使张敬尧落马,吴佩孚、曹锅手足失措,袁世凯胆战心惊,终将袁氏帝制倾覆,保存了中华民国之名”。
  (26)这几个月艰苦卓绝的战斗,也大大提高了朱德指挥作战的能力。他自己后来说过:“打大仗我还是在那时学出来的。我这个团长,指挥三四个团、一条战线,还是可以的。”(27)
  注释
  ①②《朱德早年诗十八首》,《人民文学》1978年第8期。
  ③白之瀚:《云南护国简史》,新云南丛书社1946年版,第30页。
  ④李剑农:《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上海太平洋书店1930年12月出版,第348页。
  ⑤滇声报:《云南起义实录》,《护国历史资料选辑》(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云南省委员会编),第29页。
  ⑥《云南部督府委饬第×号》(1915年12月30日),《共和滇报》,1916年2月2日。
  ⑦《云南都督府委饬第×号》(1916年1月6日),《共和滇报》,1916年2月7日。
  ⑧《董鸿铨入蜀讨袁日记》,《护国运动资料选编》,中华书局1984年7月版,第237页。
  ⑨《蔡锷致梁启超书》(1916年1月5日),《松坡军中遗墨》,《近代史资料》第4期,1963年。
  ⑩杨如轩,《护国第一军第三梯团第六支队(步兵第十团)第二营入蜀讨袁日记》,《护国文献》,贵州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585页。
  (11)(13)《朱德陈述所部作战经过与唐继尧来往函》,《护国运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云南省档案清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年6月版,第220页。
  (12)李曰垓:《云南护国军入川之战史》,《护国文献》,第670页。
  (14)杨如轩:《关于朱总生平的补充》,1978年4月6日,未刊稿。
  (15)《罗佩金、赵又新命令》(1916年2月18日),《护国之役总司令部作战命令》。
  (16)《蔡锷致唐继尧等电》(1916年2月29日),《松坡军中遗墨》,《近代史资料》第4期,1963年。
  (17)(24)李曰垓:《客问》,《护国文献》,贵州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679、680、681页。
  (18)《蔡锷致各支队长命令》,《护国运动资料选编》,中华书局1984年7月版,第262页。
  (19)孟雄成:《护国军蜀战通讯》,《护国文献》,贵州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590页。
  (20)庾恩旸:《云南首义拥护共和始未记》下册,云南图书馆1917年印,第10页。
  (21)《蔡松坡家书》,《近代史资料》第4期,1963年。
  (22)《政府公报》第64号,1916年3月10日。
  (23)《护国军第二梯团战斗详报》,《蔡总司令命令》(原件藏北京图书馆)。
  (25)《朱德诗词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5月版,第3、4页。
  (26)吴玉章:《庆祝人民军队的创造者朱总司令玉阶同志六十大寿》,《人民的光荣——朱德委员长光辉战斗的一生》(一),北京师范大学公共政治理论课教研室编内部本1977年12月版,第23页。
  (27)朱德自传,手抄稿本。

标签:嘉陵江 四川省 仪陇县 重庆 成都 
  本栏目还收集有以下小说:《盘古至唐虞传》、《夏商合传》、《春秋列国志传》、《努尔哈赤》、《艾森豪维尔》、《巴顿》、《库图佐夫》、《隆美尔》、《拿破仑》、《罗斯福》、《肯尼迪》、《朱德传》、《毛泽东传》、《蒋介石传》、《邓小平》、《赵匡胤》、《马歇尔》、《胡雪岩外传》、《崔浩》、《魏阉全传》、《孝道吴许二真君传》、《明清短篇小说集》、《金陵春梦》、《警世阴阳梦》、《海外扶余》(郑成功传)、《九十洲绣像列女传》(列女传)。
  如果您想阅读以上任何一部小说的话,只需要在本网的搜索栏中输入小说的名字进行搜索,相应小说的所有章节都会显示出来的。
相关评论

淘乐网淘乐网淘乐网淘乐网淘乐网淘乐网淘乐网淘乐网

  Copyright ? 2013---2018 淘乐传播有限公司对本站拥有管理权和所有权 联系方式QQ:754200824 邮箱:cnxc114@126.com 360网站安全检测平台

本网站免责声明:网站所有内容包括文字、图片、视频均来自网络和网友发布,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果您认为内容侵权,请及时告知我们,我们会第一时间帮助删除,谢谢合作!

豫ICP备15034738号-1 淘乐网官方微博